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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作者:葛兆光   点击量:2351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2011311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2报告厅举行了第三十九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葛兆光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先生担任评论嘉宾。复旦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教授、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吴冠军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沈映涵博士等参加了本次讲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他首先欢迎了葛兆光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简要介绍了葛兆光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介绍了本次讲座的评论嘉宾汪涌豪教授。

葛兆光教授为在场师生带来了题为“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的精彩演讲。他首先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阐明了该项研究的缘起:(11895年之后,中国不再是一个天朝大国,作为一个新的现代性国家进入亚洲和世界,这为我们重新界定何为“中国”提供了主要的历史背景。(2)目前,中国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西藏、新疆、台湾、蒙古、东海、南海等争议话题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来讨论“什么是中国,中国在那里,中国到底有多大”等问题。(3)在这个“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我们需要从中国的历史和背景出发来重新界定什么是帝国、什么是民族国家,而不应从既定概念和先验理论出发。

教授揭示了其研究所围绕的三个核心问题:(1)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帝国”,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或者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2)历史研究要不要抛开这个针对“中国”的国别史,重新寻找一个“历史世界”; 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新理论,是否过度小看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同一性。

接着,葛兆光教授分析了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可能遭遇的五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来自“区域研究”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美国和日本学术界比较盛行。教授认为,区域观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细化了过去笼统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在提倡将中国拆开来、分成若干块地方进行细致研究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同一性的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的质疑。第二个挑战来自“从亚洲出发”的研究思路。近年来,在区域研究中出现了对“亚洲”或者“东亚”这一历史世界的过分热情。教授认为,重提“亚洲”,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对于消解“国家中心”、抵抗“西方霸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过分强化和凸现东亚这一空间的连带性和同一性可能会淡化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差异性,“中国”也就可能在“亚洲”中被淡化。第三个挑战来自台湾的立场。一些台湾学者对那种用现代中国政治领土来界定历史中国的做法持批评态度,借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研究之风气,提出了“同心圆”理论:即以台湾为中心,逐级放大,由内至外分别为本土的乡土史、台湾史、中国史、亚洲史、世界史。教授认为,在这种历史与空间的叙述中,“中国”有被消解的危险。第四个挑战是蒙元与满清历史对“中国”历史的挑战。教授指出,研究蒙元满清历史,就意味着要超越汉族中国这个中心,采集来自不同立场、不同叙述的文献资料,以论述更广大的地域空间、更多的民族和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这就使得传统的以王朝为经纬的“中国史”似乎不能胜任。第五个挑战来自于欧美的后现代历史学。教授指出,后现代历史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路与论据一方面来自殖民地经验,另一方面来自欧洲的近代历史。然而,中国的民族国家历史与欧洲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中国尤其是汉族文明的同一性、汉族生活空间与历代王朝空间的一致性、汉族传统的延续以及对汉族政权的认同并非“偶然”;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也并不一定与所谓的“现代性”有关。他认为,我们不能“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而应该“从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在“中国的历史”中来理解“历史的中国”。

最后,教授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三个向度出发,提出了在“中国”研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三个要点:首先,从历史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不仅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不断变更化。其次,从文化意义上来讲,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也是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这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过分强调“解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不合理的。再次,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常常不是某个“王朝”,也不是在指某一家“政府”。政府即政权是否可以等于“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祖国”?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确的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文化认同,甚至抹杀历史认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教授强调:在“交错的历史”中,把“亚洲”作为背景,“从周边看中国”,能够促成一种超越国家的国家历史研究,使我们重新认知一个“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和“政治的中国”。

评论嘉宾汪涌豪教授从研究视野、基本观点和方法论意义三个角度对教授的讲座做出了点评。他认为,首先,从理论视野来看,葛兆光教授探讨的是如何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这样一个大问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从材料的丰富性、关注面的广泛性、视野的开阔性和发问的深刻性上来说,葛兆光教授的研究尤为出色;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将自己的思考放到了学术史的整体潮流之中。另外,从葛教授的学理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同余英时一样对政治的“遥远的兴趣”,具有一种关切当下的情怀。其次,教授的基本立场是:既要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也不能迷信西方的“超越民族国家”的说法。应该从历史当中来理解民族国家,要特别注意国别史的研究。但他同时指出,不能过度强调国家品格和国家意识,这样可能会使我们丧失对国家意识的警惕。在一个有着专制历史传统的东方国家里,提出这种警惕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教授为后来的研究者们开拓出了极大的研究空间。他用平实的语言道出了被各种政治上的“主义”和学术上的“主张”所掩盖的常识,特别强调要回到历史文化中的中国,从文献中回到思想史的中国,而不能讲政治的、功利的、策略的、即时的中国。再次,从方法论上看,他在强调思想表达的同时,也强调这种表达要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上。他非常反对不考虑水土地移植西方理论,也反对凭着策略的需要、政治的感觉来做一种功利史的反映。他主张要在中国的语境中来讨论中国的问题。另外,教授既主张坚守中国的立场,也提倡突破中国的局限。他非常关注境外学界的研究,从他的言说背后都可以看到一个“他者”,但是他不会因为这个“他者”而迷失了“自性”。教授关注的其实是一个“互证”的中国。这样一种学术视野是非常开阔的,是开风气之先的学问。最后,教授提出了两点问题与教授进行商榷:(1)如何理解儒学使得中国文明具备了同一性?如果说儒学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将中国文化看成是儒家文化就具有一定道理,因此教授对此的质疑就会遇到挑战;(2教授在文章中引用了“定之方中”(《诗经》)、“允执厥中”(《古文尚书》),此处的“中”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当用到“中国”的“中”时,是否需要做一些言辞上的说明?

葛兆光教授对汪涌豪教授的点评做出了回应。他强调:他不主张将中国文化窄化为儒家文化,将儒家文化窄化为经学或理学;中国文化具有相当的混杂性。宋代的中国儒家确实起到了强大的塑造文化同一性的作用,但是一定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宋代儒家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先秦两汉时代的儒家,当它在回应晚唐五代异族入主中原,回应佛教大盛、道教大盛的时候,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另一方面,一种文化要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主要有三个途径:制度化、常识化、礼仪化(风俗化)。因此,我们不同意将一个抽象的、单一化的儒家文化作为文化同一性的基础,中国文化是一个“复数”的文化。此外,教授强调,他引用“定之方中”、“允执厥中”的表述主要是为了说明当时的中国自认为始终把握着“中心”,采用的是其作为文学术语的含义。

在接下来的互动环节中,观众席反响热烈,在场师生纷纷提出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与教授进行了探讨与交流。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在中国有没有类似于日本的“亚洲论”——比如说,中国的“天下”观念?历史研究中应如何来处理民族和国家的立场?政治领土合法性的历史渊源是什么?如果不把少数民族纳入到中国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应当如何来回应目前的国内外挑战?在面对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时,如何来建构国家观?宋代较强的共同体和国家意识的出现是否是一个阶段性的特殊现象?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葛兆光教授的演讲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葛兆光教授的讨论是一种重建历史叙述的努力,旨在通过历史解释的方式来寻求某种当下的合法性。这就涉及到了“历史”和“史学”的关系问题:究竟是历史重要,还是史学重要?是我们对历史本身的解释更为重要,还是试图解释的对象即历史更为重要?如果每一次国家的共识和认同都要通过历史诠释的方式在教科书中加以定义来解决的话,历史可以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被不断地重新修正和重构。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更为深切的问题。葛兆光教授的演讲也在向我们揭示:任何人要关心历史、关注中国历史,都不能忘记对“史学”本身的关心。邓正来教授对葛兆光教授所带来的精彩演讲和汪涌豪教授的生动点评表示了感谢,并欢迎广大师生继续关注和参与高研院组织的其他学术活动。

 

(本网编辑 C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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