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光临北大公法网! 中文版|ENGLISH|老网站入口

联系我们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法学院四合院
电话:86-10-62760063
传真:86-10-62760063
E-mail:pkupubliclaw@126.com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公法讲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代性与中国法之发生”跨学科工作坊启动会实录(上)

点击量:2597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代性与中国法之发生”跨学科工作坊启动会实录(上)

 

    2011115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代性与中国法之发生”跨学科工作坊第一期活动在明德法学楼725会议室召开。“现代性与中国法之发生”跨学科工作坊系在法学院支持下,由我院法理学教研室张龑老师和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王旭老师发起,旨在调动人文社会科学多科系的理论资源与视角,围绕现代性条件下中国法学的自我理解与建构,就一些思想性命题进行持续性深入地探讨。第一期活动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景文教授、冯玉军教授、张翔副教授、尤陈俊讲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端洪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张生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泮伟江讲师、翟志勇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田夫博士后、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中国法制出版社编辑周林刚、北京大学法学院田飞龙博士等多位知名学者和青年才俊齐聚人大法学院,学者们围绕工作坊的工作主题就两位发起人的主旨报告和自己的学思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论辩。学者们充分肯定了工作坊形式及讨论话题的重大意义,也对参与人的研究能力与素养做出了充分肯定,并明确了这个工作主题将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工作坊将以此为良好开端,持续性地深入开展系列学术活动,为寻找法学的中国建构与表达贡献年轻学者的绵薄之力。

 

    附:会议记录

 

    主持人(王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下午的会议现在开始吧。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各位前辈,各位同道,在岁末这么忙的时间还能参加我们工作坊的第一期活动。“现代性与中国法之发生”工作坊,是在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支持下,由张龑老师和我发起,希望能就法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思想性比较强且有强烈中国现实意义的命题、话题做一些深度的讨论。首先我们应该感谢法学院领导对年轻老师学术活动的大力支持,韩大元院长本来是要来给我们致辞的,但是今天院里有重要的事情需要院长处理,所以就临时来不了,韩院长特让我转达一下对各位老师的欢迎与感谢。

 

    我想接下来我们按照既定的议程,首先有请我们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朱景文教授致辞。然后由我们两个发起人,对这个工作坊的主题各自做一个简单的开题报告,然后,最重要的还是听各位前辈与同道关于这个宏大叙事宝贵的学术见解。下面有请尊敬的朱景文老师先做一个总的概括性的指导。

 

    【致辞】

 

    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欢迎大家参加这个会议,想讲这么两个吧,一个是工作坊的学术研讨形式,我想这种形式还是挺好的,因为最近这几年吧,咱们开的那种大的讲座很多,但是相对来讲人数比较少,专题也比较很专的这样的来讲相对少一些,这种东西各有利弊,大的内容我们习以为常了,但是有的时候咱们说句不乐观的话,有的时候是为了赢得一些廉价的掌声也好,说媚俗也好,这种东西可能考虑的比较多一些,群众的参与等等,考虑这些,而这样一种形式,可能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讲可能更好一些,大家思想交流,有什么新的东西大家拿出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大家彼此了解,彼此交流,而且也是一个尤其我想在不同学科互动当中的非常好的一个形式,我想这个方式以后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包括这个东西也是未来采取什么形式,就是大家合作,一个专题下来了大家合作去做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对我们未来的学术发展来讲更有意义,比大庭广众之下我去讲,或者是普及或者是什么的可能更好,这是一个意思,再有一个意思就是说选的这个题目,法律和现代化,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题目,确实我们社会面临的是这样的问题,但是观点是很不一样的,听大家的发言,因为前几年我们就“法律和现代性”曾经举行过一次会议,叫做“后现代化时代和中国法制现代化”,当时老高他们好几位都参加了,当时问题争论得很大,确实我们处在这么一个社会急速变迁的这么一个时代,好像这个现代化的东西,我们还没有过瘾,但是后现代的许多东西,或者后工业社会的东西,也已经衍变了,我想大家有社会经验都能看到,比如开车我想在座五年十年车也就这样,开车还没过瘾呢,现在污染的问题,马上就多了,所以现在后现代,前工业社会的,工业社会的,以及后工业社会的一系列的东西,可能都集中在我们这短短的十年,二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就这么短短时间都出来了,所以我想我们社会当中肯定有不适应,因为西方社会,从法律发展来讲,从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几百年,新的部门,经济法,环保法,社会法,一百年,他经过一个相对来进比较漫长的一个转变,而在中国这个漫长的转变就是这三十年,什么东西都在这时候,很多东西我们说跟不上趟了,都是在这个时候感觉到这种非常大的一种反差,好像观念刚在转,你转过来的观点又是已经过时了,可能遇到的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就这个问题,刚才讲的说是思想,我觉得这里面确实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所以衷心的祝愿我们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旭):非常感谢朱老师高屋建瓴的阐述。下面就首先请工作坊的发起人张龑老师做一个主旨报告。

 

    【主旨报告一】

 

    张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因为工作坊的形式是王旭提出的,主题是我建议的,所以我还是有义务先破下题。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主题呢,其实现代化与中国法制发生,从这两个词来讲其实并不令人陌生,因为现代性一直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社会哲学讨论的一个关键词,朱老师已经讲的,我们法学界也做了很多的讨论,高老师也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每个文章里头都有现代两个字。我想南方的学界,包括我检索到的,有很多关于法现代性的讨论,也都在期刊上专题登载。还有就是,我国的一些知名学者也写过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样一系列的专著,当然,真正把现代性与中国法放在一起来谈的并不是很多。我这里要谈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讲一个中国法之发生,在这里大家可能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以我这样的一个德国法的知识背景要选关于中国法的主题,我想通过我下面的破题,希望尽可能来说明工作坊这个主题的意图,也希望各位前辈、各位同道加以指正。

 

    我大概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讲现代性对于中国法学研究的基础性意义,第二个标题是何为中国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第三就是讲讲为什么中国法在今天要开启自我建构之路。第一部分,我首先谈一下我回国以后对我国法学研究的自我直观上的感受。大家很多人也会有同感,就是当前法学的改变,它处于怎样的现状,实际上很难用好与坏来评价,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一个基本的标准,或者说坐标,由于没有这种基本的坐标,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既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将来,既无所谓进步,也无所谓退步落后,既无所谓正确,我们有时候也不会认为什么事情一定是错误的,什么观点一定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在过去将来、前进后退、正确还是错误等所有的一系列问题上,没有一个具体的判断标准,大家似乎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多元的景象,但是在这个多元景象背后如果缺乏一个共识性的东西或者统一性的东西,我想可能会是非常大的问题,那么如何能够找到或者建构这样一种统一性或共识性,可能就在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缺乏一个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基本座标。正如我们在当前法学研究现状中所能看到的,从我们法学资源上讲,既有讲英美法理学的研究的,似乎都很深入,也有这个欧陆法学研究一贯的习惯,同时还有高谈儒家的法律思想者,我们似乎也认为这具有足够的合理性,而这还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三者似乎都愿意和平共处,老死不相往来,彼此实际上都不愿意进行,也没有找到一个对话的渠道。回到我们现实社会中,比如说我们当前讨论最热烈的拆迁问题,我们会发现拆迁会带来很多罪恶的事实,但是我们似乎很少有人去质疑拆迁本身,质疑它是经济现代化的大势所趋,没人愿意去把拆迁这样一个现代化道路去堵塞,但是我们又无法面对他带来的罪恶,与此同时法律体系似乎日渐成熟,我们已经有一套似乎很完整的成文法体系,但究竟是法律就此而变得发达,还是说它制造了更多的文本上的和意义上的混乱,我们也很难讲,更加让我们可能更感同身受的是,学术出版业兴起的同时,随着大量西文图书的引进,和中文专著的出版,实际上法学符号,法学概念泛滥成灾,读书人无所适从,结果是引发知识上的营养不良,那么这种现状,我想就是基本上我们法学现状,为此我认为追求中国法学自身的座标,寻找和思考中国法学的座标和起点,就应该是当前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寻找这个目标,肯定离不开数百年来,不管是西方也好,还是我们中国这一百多年以来一个核心命题就是现代性,我在这里提到这个寻找现代性,实际上并不是寻找一个时间上的起源做一个历史学的追溯,更多的是为了寻找我们政治生活和公共社会秩序的一个第一原理,这个第一原理在西方现代性意义上讲,我觉得可以表达为,共同体有意识的利用公共理性,自己为自己立法,充分实现理性治理的法律状态,告别过去那种自然生成的,尚不发达的,缺乏自觉意识的不开化状态,从这样一种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以及法律状态,显然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和理性就成为现代性的关键词,如理性始终是马克斯·韦伯以及哈贝马斯他们关于现代性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回到我们中国自己的文明开端,会发现其实理性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理性作为人,我们自我,利用自己的理性,自我建构秩序,其实在我们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萌芽,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所洞见到的,就是早在春秋时期,我们那个时代已经具有西方现代性的精神特质。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什么,我认为不同之处不在于我们是否有理性,而是说我们对于理性抱着不同的态度与方案,正如我们看到余英时先生在他那个关于中国儒家现代性的文章里头指出,道家具有反智的特征,而在我看来,儒家实际上是追求政治上的智识,追求政治上的这种技巧,但是会发现与此同时它却排斥经济上的智识与技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种经济上的知识和技巧阻碍了道德的萌芽和道德的培养。缘何如此。背后原因很复杂,这里不便展开,我只是想从两点来对现代性作为我们当下中国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命题的意义做一概括。第一点就是现代性不单单是一种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概念,现代性是为了获得逻辑上的第一原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实际上无所谓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之差异,排斥现代性既是反对西方的,也是反对我们自身传统的,那么现代性是否就在西方文化中穷尽了他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全部维度,我觉得也不尽然,正是基于此,我认为从现代性出发,研究现代性逻辑结构本身,可以成为我们当前法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我们未来研讨的一个重要方向;第二点是理性这一现代性的代名词,他是现代发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那么我们人类利用自己的理性,成为自己的立法者,那么就法制的必要性来说,就是说作为第一原理层面的东西,它无所谓时间和空间,地域和文化的差别,相反,如何贯彻法制,法制具有怎样的内容,我想这是具有相对性、具有文化特质的,在后者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中国法,可以获得主体身份意义上的建构,讲完了这个现代性对于中国法学研究的基础意义,我们就回到中国法的主题。

 

    显然,如果我们现在去谈中国法,大部分时候会发现实际上是在说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充其量它具有地域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特征相较于哲学上普遍性的原理,一些基础价值,它实际上往往表现出临时性、片面性,只从地域意义上去主张中国法,显然“中国法”这样一个事物并非理所当然的事物。那么中国法如何获得其逻辑上和存在意义上的主体性,我们要回到这个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论证上,还是要回到,如果我们要理解中国法的这个特殊性的话,还是要回到对现代性的理解。我认为自然状态,就是思想家从逻辑上设定的自然状态,实际上它指的是没有人的精神介入和没有人的精神反射的世界,那么,理性就是从自然发生的事件要过渡到一个文明状态,这可以表述为,我们人类依靠自己理性,在自然状态之外创造了一个意义世界,我下面也就是希望通过从意义世界这个角度,重新理解现代性和给中国法确定一下他的位置或者坐标。从这个意义世界来讲,其实古代传统或者与现代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较之古代社会,现代社会可谓是一个意义世界发达的体系,这意味着现代世界区别于古代是因为他发现和具备了驾驭工具和符号的更强的能力,而非从原价值上有什么新的发现,因为在原价值上我认为传统,正所谓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不过是给苏格拉里做注脚,这样一种判断有很大的道理,也表明了在原价值上实际上现代性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创。而对于现代世界来说,它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它发现和具备了驾驭工具和符号的能力,通过工具和符号而形成的意义世界,就构成了我们现代世界整个发达的体系,但是这样一个体系,却往往走向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通过工具理性和符号化,现代社会化约为一种抽象的、不具个性的事物,所有事物都因此获得了平等度量的可能,这也就是说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所期待的,中国走向现代化所需要的数字化管理,那么也可以说当前中国的经济繁荣,乃至全球化浪潮,都是拜此所赐,由此形成的现代世界就是一个发达的意义世界,但是这种意义世界,既然是由工具理性和符号所支撑,那么它往往也会走向一个泛滥的极端,就是工具理性和符号的泛滥,在一个意义泛滥的时代和时期,无论是文化创造,经济生产还是政治统治,都是随着这个符号泛滥意义泛滥遭遇危机,金融危机是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现代性所带来的意义世界就成了意义的泡沫。于是,就要问法在这个意义形成、发达和泛滥的过程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这就回到我们法学世界来。在我看来,汉斯·凯尔森可谓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为什么,因为他给我们指出法规范对应的不是事实,而是法规范本身,或者说法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个事实性的行为,而是这个行为所产生的意义,这个意义从主观意义变成一种规范的客观意义,就构成了我们法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法律规范。显然这个法律规范,因此他也是一个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那么确切地说这个法,这个法规范这个意义世界,实际上是从这个意义,现代意义世界中衍生出了一个意义体系,所谓衍生出的意义体系,是说如果没有工具理性和符号产生的这个意义世界,那么法作为规范就没有载体,比如说任何一种法律规范他必然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的,比如说货币法、金融法,没有这种载体我们也就无法接近它在现实中的对应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当法学背后的整个符号和意义体系发达,法就会变成一个发达的体系,但是法也会随着这种意义和符号体系的泛滥,变成一个泛滥的体系。以上所谈,仍旧是法与现代性这种关联,在一个抽象的意义世界里,我认为法作为意义世界的衍生品与现代性是具有必然的关联性,我们今天谈任何意义上的法,都和现代性有一种必然的关联,我们没有选择,我们要现代性而不要法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要现代意义上的客观法尤为不可能,在这里我们无法看到地方性支持的合法性。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种相关性,都是一种去人格化的抽象设定,在去除文化习俗上的相对性的同时,他实际上也摒弃了人在先天属性上的差异性,那么法的特殊性,我认为法的特殊性,也就是中国法的主体性,其根据就在于人从先天上给定的存在性差别,比如说男女差别,幼小,成人到衰老的差别,这些都是先天给的,这是没有办法通过你去抽象的人格化,去把这些先天属性去抹掉的,那么现代化,包括自由主义本身,他恰恰是把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先天存在的属性给摒弃掉以后,使得整个社会成为一种抽象化的、去人格化的扁平体。在一个抽象社会里,这种抽象社会如果说仍旧是自我设定的意义世界,那么在这个意义世界里,符号化始终在一般意义上同事物的先天属性相互对立,正如货币永远与实物相对应一样,货币可以促进实物的流通,可以使整个社会抽象化、平面化和流转化,但是他永远不能取代这个实物世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性实际上就是在弥补社会抽象化和符号化以后、去人格化以后导致的人格的抽象干瘪性,他的理论表达的正是这样一条努力道路,我想,这样一条道路同样是我们可以继续沿着走下去的。此种先天性并不否认法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同时又承认,不同共同体具有不同的法律规范体系也具有合法性,正如中庸之道所要求的就是意义与现实之间的中道,中庸之道我认为,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在这里可以表达为意义世界必须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相匹配,否则过犹不及。因此对于中国法来说,如果想要证明自身的独立特征,当前的任务,就是必须回答在什么意义上,中国人和中国思想在现代性和意义世界中,特别是在工具和符号所带来的发达的意义世界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结构。

 

    通过讲述现代性的这种基础性、中国法在现代性的位置以及中国法研究的可能性,我最后简单的来回答一下,为什么说中国法在今天要开启自我建构之路。我还是愿意引用这个哈贝马斯所讲的话,哈贝马斯告诉后现代主义者,现代性并不像后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把他摒弃掉,如德里达所言,要埋葬意义世界,而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竞的事业,这样一种标题,还有这样一种思路对我启发很大,但是我还是认为,哈贝马斯尚没有充分意识到,现代性远非他所说是既定目标未完成,而是其目标层面的内在逻辑结构各个维度尚未穷尽,就现代性作为一种理性的自我立法来说,从自然世界到意义世界,乃至到发达的抽象化的意义世界,西方现代性虽然使得意义世界变得更为发达,却至今仍然徘徊在抽象人格与符号化社会的两极,寻找不到自己的中道,以至于法律规范随着意义世界的扩张和泛滥,失去了规范属性,相反却成为符号泛滥的意义世界的一员,这种泛滥性如今也已全面侵蚀到我们的世界,面对大量的泛滥的符号化和知识生产,如果我们不能建构起自己的法律意义世界,那么其结果就是不是我们是否还会讲中文的问题,而是我们被西方泛滥的现代性加以彻底殖民的问题,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维护我们的共同体话语,如何保证中国不被抽象化为一个现代世界的符号,我想首先就需要我们要去寻找或者努力去尝试,建构起自己的语法,自己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我们今天来讲,其实恰恰不是因为我们经济发达了,我们有钱可以去做学问了,而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深的陷入到现代符号殖民危机当中,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我们才更有必要自觉的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那么最后我就用一句话来做结,在政治思考上现代性自古至今一直是东西方共有的传统和处境,如何从旧邦开出新命,实现一种全面保障人格的社会秩序,达到现代新生活的新中道,这就要求我们中国法必须开始自我建构的道路。我对这个主题的解释就说到这里。

 

    【主旨报告二】

 

    王旭:感谢张龑老师。接下来我也对这个主题表达一下我个人的思考。张老师刚才也说了,“现代性与中国法之发生”这个主题最初是他的一个想法,当时跟我商量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冲击力度,也很有讨论的必要,现代性既是我们过去被迫卷入的一个思考与行动的场域,也规定着中国当下及未来政制转型的一些条件和框架。按照我俩之前商定的一个分工,刚才张老师的报告从这个主题的哲学立场就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做了很深刻的揭示,我接下来更多就从我们讨论现代性的结构对于当下中国法律制度安排的意义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本来也准备写一个稿子,但是发现想法比较多,而且主要是下面听各位老师谈,所以就即席简单的谈三个问题,以期抛砖引玉.

 

    第一个问题,首先还是阐述一下我所理解的现代性,虽然关于它有很多版本的叙事,但简单的思想史梳理有利于确立我们这个工作主题的“前理解”;第二个问题我想从现代性的两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它的时间观和价值观,来看一看它对于我们现代转型的一个结构化的支配性影响,具体落实到中国问题与情境,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行动精英与知识精英在现代性观念支配下形成的革命进步观及其实践。大家都知道,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这样一个时间结点上,我们需要反思作为一种现代性变体的革命思维,它对于中国的意义,这个意义也就是追问中国法之发生的一个前提和背景;第三个问题,我想谈的就是我们的法律或者法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意义符号,它如何去超越这样一种革命的思维,能够真正构建起我们共和国意义上的根本的制度安排,这是我们当下的中国,抚今追昔的这样一个历史关口来看待现代性的意义所在。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现代性,在19世纪以前,现代性这个概念基本上并不是一个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概念,在一段时间内,它甚至是当作一个贬义词——相对于中世纪的神学提问和思考方式——被欧洲社会使用和阐述的。随着18世纪后期以降世界范围内一些重大的事件和历史进程的发生、推演,它才逐渐被提炼为思考这些事件和历史进程的比较重要的思想资源。我想在三条路径上来简要回顾它的内在逻辑。一条是黑格尔言说的,一条是马克思.韦伯思考的,一条是当代欧洲思想高峰哈贝马斯理解的。之所以从这样三条线索上来描摹,不仅因为他们都明确提出了现代性的问题,且在思考的痕迹上有某种传承。

 

    黑格尔讨论“现代”在《精神现象学》里有一个基本的提法“它是一个新的时代,是面向未来的,由未来赋予其意义”。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首先具有一种时间的意义,它是相对于中世纪,一个全新的精神和意义世界,是一个朝向未来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里“绝对精神”会展现很多新的肉身与伦理力量。是启蒙运动和启蒙精神让黑格尔深刻感受到人的主体性与自由的确立。在我看来,黑格尔的这个提法旨在从根本上预言,现代性意味着“神与人之间如何和解”这一个问题的无意义,同时又是“人与人之间(例如阶级之间)如何和解”的提问的开始。这是一种全新的辩证法叙事,是将人作为“承认”与“和解”的中心,而不再乞灵于神对于人的赦免或担保。当然,黑格尔的深刻就在于他不仅看到了区别于神学世界观的中世纪,作为经济体的市民社会与作为伦理体的民族国家都鲜明体现着现代性的痕迹,而且也展示着现代性内在的弊病,比如他敏锐感受到了“市民社会蕴含的败德风险”和现代性条件下将国家去伦理化、实证化的价值虚空,导致绝对精神在自我运动中失去实现的中介力量,这些毫无疑问对后面的思考者——礼赞与批判现代性的双重立场都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马克思.韦伯的理解则更加具有历史和文化的意蕴。在新的时间点这一意识上,他与黑格尔具有一致性,但在文化和历史的维度上,他又特别强调一种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里普遍性表现在,韦伯认为现代性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从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与行动的世界里一种不断世俗化与理智化的过程,用加拿大社群主义哲学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的术语来说就是“世界观的解咒”,由强调事物与其本质之间意义联结的“目的论图式”向强调事物之间外部因果联系的“机械论图式”的转变,这个过程是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内在演进的;而特殊性就表现在,韦伯认为这种“解咒”的最成功与典型的载体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以精确的筹谋和有效的计算来重新编排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工具理性生长的过程。对于这种现代性,韦伯同样表现出激赏与忧虑的复杂情绪。在韦伯的理路里,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文明样态和思维框架,有许多充满矛盾的变体,这些变体毋宁是新的工业文明与市民社会本身牵扯出的问题,比如市民自由精神与理性科层官僚体制的张力,比如最初栖身于自然法的法律实证主义(尤其是法的形式理性)通过理性制度安排反过来对自然法价值的放逐与消解。应该说这些理论上的悖论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更进一步刺激了随后资本主义世界里思考者对现代性本身的叩问与解构。那么,哈贝马斯则是当代继续高举现代性旗帜的代表性人物,正如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竞的事业”,现代性自身的实践并没有穷尽现代性所有的规范性内涵,现代性本身也有很多反思的性格,那么这个“未尽的事业”,当然也是建立在扬弃了一些传统现代性的命题,尤其是意识哲学和主体性的前提下,提出通过以“语言交往”的普遍语用学实现一种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作为人类理性新的诺亚方舟或者发展方向来实现生活世界对于系统本身的一种抗拒,或者一种反殖民。

 

    所以我想这是简单的来讲,现代性不管我们怎么言说,我们发现它都是西方的一个思想资源,有着西方社会演进的历史与制度逻辑在背后支撑,但是一个西方的思想资源,对于今天我们国家来讲,或者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律文明来讲,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它,因为第一,我们已经被迫卷入到了这样一个浪潮之中,按照新左派学者的一些讲法,比之于西方,我们很早其实就有现代性的一些文明形态,比如市民社会与理性文官制度等等;第二,它已经侵入到了我们传统的生活世界,我们作为一个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的表象世界,意义符号,以及我们的行动逻辑,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摆脱它对我们从制度到器物到观念到思想的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持续影响。第三,同时随着它本身不断遇到了挫败,现代性本身也在不断遇到挫败,那么这种挫败所延伸出来的这样一些危机和问题,也毫无例外的在我们今天这个国家也在出现。

 

    所以这是我想引入到的第二个话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言说这个现代性,我切入了一个点,我认为“现代性”本质上固然是高度争议的概念,但是有它两个基本的概念大家也许是可以有共识的,一个就是它独有的时间观,一个就是它独有的价值观,那么我刚才也是听张老师的发言,强烈感受到的一个启发。首先,在时间观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最强意义上的现代性叙事版本始终预设着不断进步的时间观,或者说它有一种终端追求的思考方式,所以也有西方学者讲,现代性的观念其实是来自于基督教的末世论的思想谱系,那么它这种不断进步的线性的、历时的时间观,实际上对于我们人类社会的制度发展,对于我们人类的实践,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里面他会讲到现代性出现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就是新大陆的发现,另外就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然后他还专门提到了法国大革命,我想这都是与它这样一种不断进步,不断敢于“扬弃”自身的这种时间观是有关系的;第二个我想就是它的价值观,那么这个价值观其实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语集中来表达一下,就是它所高扬的主体性,包括自由的个人,包括权利本位,不论是笛卡尔讲“我思故我在”这种意识哲学中的第一主体哲学,还是哈贝马斯概括的,“上帝由人自己来设定”这样一种高扬的主体性,我想这是它的一种价值观,或者是它的规范性力量,那么这种时间观和价值观,伴随着船尖炮利一起影响着近代中国的行动精英与知识精英,在我们转型的过程中,或者说在我们新的人文类型的形成过程中,一个很直观的结果就是对于我们革命的影响,或者说我们革命思维的生发,那么这种革命思维,当然大家都知道革命不等于战争,革命本身正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他本身是一种进步时间观与进化论影响下,通过社会斗争来形成社会秩序、彻底解放主体的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变体,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的一百多年来,一直没有摆脱革命思维。首先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急速形成新的政治生活,虽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也面临很多反思,比如说改良派的主张,以康有为的思想来看,他提出的儒家普遍主义,当然,这个反思可能和我们今天研究的法律的知识体系与文明体系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以社会斗争形成社会秩序的这样一种进步观作用下的革命观,其实一直到今天是值得我们反思,也得到了反思的;那么值得我们作为法学人反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法学和法律这样一套意义体系和知识体系,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上与革命行动的逻辑完全相反,走到革命的反面

,或者作为一个革命的反题,来提出来思考,那么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现代性时间观和价值观的作用下,我们形成并固守了一种革命观,那么这种革命观会带来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用法律思维去反思和消解。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在当下,我们的这个法律或者法学,为什么要谈到中国法,那么民族国家前提下的法律体系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它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现代条件的孕育之上的,我们的法制建设虽然是在很多基础性的条件不具备情况下开始的,但是我们本身已经至少采用了法律和法学的这样一种符号,或者说行动的符号也好,或者说意义的符号也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寻求到我们中国本身的法律观,如何摆脱革命实践与革命思维所带来的治乱循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法律安排,尤其是以我的专业——宪法与行政法,这样的公法学科——这种政治法为代表,它将来所可以贡献出它的力量的。那么在这个具体的中国法的概念构建过程中,我倒是觉得如果说我们要和革命这样一种变体相对应,那么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因为革命在理论上有两种意义上的革命,一种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市民社会内部的市民斗争,不涉及到政治身份认同与改变;一种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敌我区分,是政治身份的生死之争。那么我们在近代以来,推进我们国家转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但是这样一种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它实际上形成了相当大的悖论和张力,也带来了很多灾难性的后果,那么这个里面,如何能够经由一套新的体系,理性规则体系,或者说拉兹所讲的实践理由(practical reason)体系,能够让这种敌我生死斗争转化为普遍、抽象、平等之法权安排下的相互承认,将利益与身份认同建立在理据的论辩之上,而不是诉诸于压制、暴力和消灭,那么我想这是法律可以介入到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我觉得当代中国的法律,一个很重要的根本的追求,应该是实现一种相互承认的结构,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作为在法律系统规整下的公民之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我想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谈中国法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如何找到公共理性真正的生长点,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这是我想第三个方面简要讲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谈法律,它为什么对于现代性的这些症状有它自己的诊断和治疗方案。那么经过这样一种规则体系,以及所催生出来的意义体系,也许能够使得我们这个民族,不仅仅是一种杜维明先生所强调的“文化中国”,我们可以成为真正的政治中国,妥善的安排我们的公共生活,这是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简单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上半段嘉宾发言】

 

    张龑:我来主持我们教授级的讨论,首先请高全喜老师发言。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就首先问一点,你们这个“中国法与现代性”是一个连续的学术活动,还是就这一次。

 

    张龑:我们今天是启动会。

 

    高全喜: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一次要想把他说开,说出一个结果来,那是很难的,因为我的体会,刚才你们两个人谈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我最近几年写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涉及到,跟这个都相关,但是要让我发言说起来,我还真是非常矛盾,我一直处在矛盾之中,因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欧陆思想的,无论是黑格尔,科耶夫,还是马克思,然后哈贝马斯,这一路下来对于现代性的政治法律文化的这样一套逻辑言辞,以及相关的价值叙事这样一个历史追溯,这是非常自洽的一套学术,这一套我也有所了解,甚至我从某种程度下说也比较赞同,但是我比较矛盾,我一直谈的问题,为什么我写文章比较长,而且说起来又非常的麻烦,在于我对这个东西又不完全认同,另一方面我的知识一个兴趣,还有我的一些主张中,又对这种英美普通法的,甚至自生自发的这样一个不叫理性建构的,苏格兰启蒙思想的这一套东西我也很认同,而这套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得刚才第一套叙述中的很多问题,都面临一种张力,甚至不是一股劲,比如刚才说到的,关于法律是现代性的产物,那怎么能是现代性的产物呢,法律古来就有,早在现代性之前,最早的现代性之前,人只要有群的生活,那么人就有一种规范,就有一种行为规则,无论你是道德法神明法,哪怕自己心灵良知的约束,怎么能是现代性产物呢,这个就是不同,而且法律按照这一套谱系,他对法律所谓这种现代性所叙事的,有一个终结,有一个开始,这样一种叙事结构,一种价值,把这种内在价值隐含在叙事结构中的那一套价值逻辑他也是不认同的,他也是完全可以不按照那条线,也完全能够说得通的,这个法律从来都是莫名其妙的产生,衍生,随着不同人的生活境况,族群的拓展,地域的拓展,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经济生活,道德生活,世俗生活,甚至婚姻这一系列,战争这一系列的东西,他扩展到哪里,他规范人的生活方式就到哪里,也没有一个指向未来一定要有终结,一定要有一个政权性的东西,就是一个很缓慢的渐进的过程,他并不主张有开始有结果,而且我们事实也要看到,这一套孵化,培育出这些法律思想,法律制度的这些,当今还存活着的文明,那生活得很好,而且也很秩序井然,道德风气也很好,法制昌明,人心德行也很好,我就一直处在这样一个矛盾之中,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写文章该如何下手,下手之后该怎么平衡,这个文章不是说没法写,而是一种审慎平衡,我自己谈到这个问题我就很矛盾,因为这两套东西,确实是有张力的,但是有并不意味着这两套东西完全对立,我通过这些年自己的思考,或者摸索,我找了一点,就是两个纬度,第一个我还是找到出一点,在西方的那样一个所谓普世性,西方的话语里面还找到了一点他们相关联的东西,这个相关联的东西还是有的,比如像洛克的东西,经验主义的,但是他也有现代性的一些色彩,但是他又不是绝对现代性的,那么再往下,所以我对哈贝马斯,我一直对他不怎么欣赏,虽然说是当代名声很大,他的底色有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底色,这是第一,我是不太欣赏这个,第二个他的一些骨子里还是有一种欧洲中心主义,他解决的是新欧洲的问题,交往理性什么,他是新欧洲的问题,这点暂且不说,我还是力求寻找到一个在西方的古典思想和现代思想衍进中不是一个剧烈的振荡,关于价值观,法律制度这样一个绝对的,那种二分式的,我觉得西方的思想中在英美和欧陆的思想中他是有着一种“中间的道路”可走的,我是力图寻求这样一个中间道路,这个中间道路对一些法制问题的看法,对价值问题的看法,对文明演进的看法中它是有一些可走的路子的,而可走的东西中,我觉得古典传统,这是一块;再一块,就是说它涉及到现代政治,它不是现代化,现代政治,我不太用现代性,因为刚才说到现代性,我再补充一点,现代性有不同版本,刚才说的现代性和英美系统,就是有不同,即便现代性本身又对现代性有一种极端左派的理解和一种极端右派的理解,所以说现代性与英美传统不同,人们又对现代性本身有不同的认识,至于门类上的,有神学的,文化的,法律政治的现代性就不谈了,就谈法律这一块,或者制度层面这一块,制度价值层面这一块,也有不同版本,我从个人来说,想寻求到一种西方能够找到它相关联的,就是说不是那么决绝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一种绝对建构理性的,而是一种扩展理性的,这种东西在西方的传统中我想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阿奎那那边,实际一直是有的,一直到近代的,尤其我最近一直强调早期现代性这一块,是有的,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思考,关于现代性和法制的考虑。

 

第二个层面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和中国的相关性,就是西方那些东西说得再好再坏,假如跟中国不太相关联,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作为我个人来说,作为知识研究是可以的,但是从我个人来说,如果中国不能绕开的地方,你叫做现代性也罢,叫做古典社会,古今之变也罢,这里头西方的资源中能够给我们有哪些有意义的探讨,我觉得在这里头西方关于现代性的极端左派,极端右派的,还有极端守旧主义的这三个线索,对我们解决中国的所谓的历史三峡的古今之变,有时候有益,但是有时候就过了,我觉得很多东西过了,而是找到一个演进式的理性,以及这种理性不叫“构建法律制度”,而是说当然也有点革命的构建,但是它绝对不是我所批判的那种建构主义,这种东西对我们可能更有意义一些,而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早期现代的思想中,在古典现代的思想中,还是能够找到一个,甚至有限革命, 它是一种政体革命,这些东西对我们解决中国近百年的演变来说能够找到相应的东西,而其他的思想资源,如法国大革命背后的东西,或者极端的保皇党的东西,或者说马克思的那种极端的东西,这些虽然理论上在西方可能有它不同的背景语境,有它提出的道理,但拿到中国,这个问题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灾难,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对哈贝马斯不太欣赏,他谈得非常好,他谈的是一个现代已经非常发达的,或者说他要解决的是一个新欧洲的问题,是一个当代世界如何面临后现代挑战时候的一个现代理性,他面临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是后现代的挑战,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前现代到现代转型中的问题,而在这个地方中哈贝马斯给我们的,理论上的教益,包括他的交叉共识也好,交往理性也罢,不会很大。交叉共识的前提是有一个制度化的、可以探讨辩驳的框架,那个框架基本上已经是大家作为前提出发的,作为一个基本的制度前提,然后有文化的,种族的,文明的,不同内容在一起交叉共识,探讨协商,在中国这样一个制度根本就没有奠定起来。这个东西拿到我们这有什么用,我们中国根本没法用,上来就要打,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奠定起来之后,不需要质疑这个制度了,然后在这个制度之外进行一些有关多元性问题的探讨,哈贝马斯这时是很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哈贝马斯很好,但是我只有个人认为他和我们不相关,和我们中国问题不相关,而我觉得早期现代的这些东西,他是处在制度发育过程中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和中国的法制结合,如何结合,这个发育过程中的现代的早期现代,我特别喜欢用早期现代,或者现代的发育阶段,是奠定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人类交往的制度,这个过程中里头相对来说蕴含比较健康的理性,或者说一种拓展式理性,这个是可以防止那种极左和极右的理性,就是中庸之道的。可能这种理性还是我个人的体会。这几年我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几点考虑。这里比较难的地方在于,某一个理论,某一个理论家,某一个制度,往深里追,或者进行一些扩展,肯定必须纳入到左右大的系列中,你只能够说是抽取出一些他尽可能不太过分的那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中实际上我们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只能够尽可能的吸收,我们不可能在西方的研究语境中按照人家的文本去把他一推到底,我们只能拿到相关联的,觉得对我们比较有意义的东西来为我们所用。这个问题太大了,我谈一下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一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本网编辑 Chandler

敬请关注
博雅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