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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探微

作者:甘超英   点击量:2105

 

 

    在讲到宪法学的国体一章时,我常问学生们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害怕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呢,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害怕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学生们几乎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害怕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如果接着再问为什么,回答一般都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不民主”。

这种问题如果是在三十年前提出,答案可能与现在正好相反,应当是资本主义国家害怕社会主义国家。时过境迁,我们居然惧怕起过去的“弱者”了。在与资本主义对抗过程中,社会主义事业曾有的辉煌和现时的低落、资本主义曾有的低潮和现时的自信,说明任何社会制度的评判者只能是历史,不是一时的理论。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的政治文明与时俱进的任务;“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八大”继续前两次党代会的主张,在政治上特别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 党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不断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探索,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制度重新获得发展的动力。政治文明主要涉及政治制度,而后者的出发点就是国体。国体足以影响到国家制度的整体。在所有进步可以触摸之前,首先应接受和保证讨论的自由。本文试图对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作一个粗浅的理论考察,并不希望能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只求指出一些理论上的疑点,以供有识者们参考。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2] 我们的宪法第1条就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它的基本政治来源就是毛泽东60多年前所说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主专政”,[3]宪法序言第六段说,这种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常说前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其主要理由就是苏联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宪法上都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苏联1977年宪法序言中说:“苏维埃国家已经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它已成为全民的国家。苏联共产党——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4] 基于这种认识,这部宪法有关国家性质的第一条中正式规定苏联是“全民国家”。

应当说,苏联在政治上和宪法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构思的。为解释这一点,就必须从“专政”的词源谈起。

专政一词中文曾翻译为狄克推多[5] 是古罗马共和国在一种特定的危机条件下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它所指的权力主体是一个人、至多是少数人,包含有短期临时独裁的涵义,也即由有权机关(罗马元老院)在危机时授予一个人以6个月的刑事和军事全权(不包括民政事务),制定临时法律、采取临时措施,以应付危机;在危机过去后或6个月以后,独裁权力自然失效,一切恢复正常。[6] 可见,统治专政一词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指一种国家制度形态,暗含长期正常制度的含义,在某种统治形态下的国家机器有正常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不会轻易变动。进一步说,专政表示的特点是只可能由一个人或少数人行使特定的国家权力和完成特定的国家任务,它不适合于由多数人行使国家权力的状态,或者说多数人根本不可能进行专政;进一步说,统治所具有的特点是主体不特定的权力行使形态,一个人、少数人、多数人均可以对社会施行治理。所以,从词源上看,将“统治”描述为“专政”是有问题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理解“专政”的时间含义和国家形态的表现。[7]

正是在上述专政一词“短期独裁”的原始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时,尽管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国家过渡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无产阶级应当采取阶级专政或专制的形式,以完成社会改造的任务,也即在经济上剥夺剥夺者、建立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在政治上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在文化上教育人民共产主义道德。[8] 但在他们两个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个过渡期所采取的非常手段,持续的时间自然应当是比较短的;[9] 在必要的任务完成后,社会将获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或者说,民主仍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最终形态。[10] 从《共产党宣言》已经提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政治体制和政治措施这一点上就能体会到这种乐观精神。所以,才有此后列宁十月革命后所提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和毛泽东1958年的大跃进等举措,其目的无非是要使社会尽快进入共产主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前苏联共产党在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原义上是正确的。然而,这种“正确”只应视作为理论上的符合,或者相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不断扩大阶级斗争范围的做法而言是正确的。苏联共产党对自己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根本历史任务是理解是错误的,或者说它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性质的理解是机械的。事实上,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与存在的核心理由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这样两个公式:

第一公式:阶级和阶级斗争à党的领导à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公式:阶级和阶级斗争à无产阶级专政à党的领导

两个公式由三个相同的要素组成,只是排列有别。其中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理论出发点,即阶级社会中的基本社会矛盾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党的领导是指共产党的产生和活动以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所达到的社会政治结果。第一公式表明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掌握国家政权的历程,也即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过程。共产党为进行阶级斗争而产生,并在斗争中处于领导地位,在革命胜利后为改造社会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第二公式表明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在执政党地位上的领导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所以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也就必须继续由共产党实施对国家的政治领导。两个公式中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理念:总体上说,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都是出于社会一直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理由。如果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没有必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但如果不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独掌国家的领导权。所以,从逻辑上说,苏联共产党在宣布“全民国家”、“全民党”时,否认了社会仍存在阶级斗争,因而逻辑结果就是社会没有必要继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什么共产党仍要对国家实施领导而不还政于全民呢?所以,“全民国家”的结果就在实际上使苏共不能证明自己领导国家之地位的正当性。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方面的认识:第一,阶级斗争的存在导致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与前苏联不同,我们认为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还可能激化。[11] 在随后制定的宪法序言第8段中这一点被表述为:“在中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12] 也就是说,尽管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但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共领导地位仍是必要的。第二,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不可能。“十六大”写入《党纲》的“三个代表”思想,其中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允许各社会阶层的先进人士进入共产党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因此有人提出了类似于前苏联的“全民国家”、“全民党”问题。但是,权威观点认为,我们不能接受“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因为从利益、意志和经验等方面的多元社会现实看,“全民”一致是不可能且危险的,一个政党永远不可能代表社会共同体全体居民;共产党“才具必要的眼界和能力”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永远也不会是代表全民。[13] “最广大人民”在词义上无限接近于“全民”却永远不是“全民”,即使在西方政党制度中,一个政党也希望能够得到最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或者也就是希望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事实上永远不会得到全民的一致支持。也就是说,只要国家和政党不是“全民”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不失其正当性。

然而,根据上面的论述,就会产生一个政治悖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应无限期地采取专政的形式,另一方面共产党对国家的现实领导又需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体现出来。

尽管西方国家的政党只是借助于大部分选民的支持而成为执政党,但它一上台便会以全体人民的名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事务。然而,不管“最广大人民”的范围有多大,在传统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只能代表一部分社会群体进行“统治”,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中国宪法学上的“人民”是与“敌人”相对应的概念,[14] 即是从全体居民中排除掉一部分后的多数人;另一方面如上所述,人民民主专政也只能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人握有国家统治权。因此,在人民民主专政学说中,阶级分析是决定政权性质和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关键。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采用的社会研究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社会学,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学。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意志和作用的分析,是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的基本依据,中国革命以此而取得成功。当然,也是因为对人的政治经济利益作出这种冰冷刺骨的分析,才使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社会精英阶层的积极性受到了挫伤,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后至今已有近64年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革命时期对社会集团的阶级构成进行了不断的利益分析,但当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当社会阶级被固定化在宪法中以后,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就没有了变化,或者说根本不承认社会阶级构成会有变化。不是按照利益变化来分析社会阶级而是按照已有的社会阶级去分配利益并且通过国家的力量让这种人为的利益分配恒定不变。笔者认为,这应是社会主义社会发生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阶级构成对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重要意义,故而在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问题时,必须思考社会阶级分析本身的问题。不过,本文的分析重点不在于描述,而在于指出过往阶级分析中的问题。

中国传统道德观点中有一个善恶价值观,通常认为一件事物非善即恶。假如一件东西被认为非此即彼,又假如此善彼恶,则彼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此中有不合理因素而彼中有合理因素,只要定了性,其他一切便不在考虑之列了,除非能证明彼非恶并重新定义彼。在中国,正名与循理实际上具有同质性。当善恶观念与专政实践或“大民主”的需要结合起来时,就会对作为“善”的东西即社会多数的利益作出无限的关爱,而对“恶”的东西也即社会少数的利益造成伤害,且以强制力保障这一格局。所以,为了使改革开放获得正当名义及获得理论支撑,我们才需要一次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过往所进行的社会阶级分析所产生的问题,多少是与中国善恶观相结合而产生的。记住这一点,对深入解析社会各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的地位甚有裨益。

首先要分析的是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核心集团是工人阶级。对于这个阶级首先应注意的是,工人阶级指的主要是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的产业工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人阶级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阶级,系源于他们的先进性:一是因为他们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方向,组织纪律性最强;二是他们一无所有,受压迫最重,最具有革命性,最大公无私;三是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但是,工人阶级只有在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即才能从只进行经济斗争转为争取自己掌握国家政权而进行斗争的力量。由于工人阶级的上述先进性,他们就肩负起了一种历史使命:成为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和缔造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选民[15]

然而,现实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各国产业工人的比例逐渐下降,美国产业工人的比例已不足人口数的20%,相应地,美国工人联合会的政治作用也日渐衰落;[16] 大机器生产也不再能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了。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1999年我国全部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为1.6亿多,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3%;其中在大中国有企业就业的人数不足9千万,所占就业人口比例应为12%左右。[17] 到了2011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达到了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的29.5%[18] 可以说,自从近代工业引入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从来没有达到过现代西方国家所通常具有的30%以上的就业人口数,更不用说达到马克思时代的人口比例了。[19]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产业工人在人口数中占多数的情况从来就不是中国的国情[20]

再说到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自1957年公私合营以后,作为宪法上的领导阶级,国家对工人阶级作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各种社会主义福利政策都有利于工人群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比起农民阶级来说,足可以说工人已经成了城市贵族。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战争性和革命性的消退就是自然的了,作为既得利益者,工人阶级实际上是20年改革开放政策推进过程中立场最消极的一部分社会集团。至于与农民阶级的天然联系,由于解放后的户籍制度及工人阶级地位的上升,这种联系不仅被割断了,而且差距也越来越远,工农联盟实际上失去了社会现实基础。进一步说,与农民阶级的联系密切,受农民阶级和城市旧意识的消极影响也越大。[21]

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看,公私合营后所建立的一方面不过是一种国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它却不足以使一般工人群众提高生产的积极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即使是工人阶级,其思想水平也很难达到公有制所要求那种高度。就一般人性的弱点而言,假如一个人拥有某种财产,那么他对财产的处分权就可能使他并不太关心财产的保养和增值,特别是当他并不实际控制财产的时候。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刚刚诞生时就存在了。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中,保尔针对迟到、损坏工具等现象说:老工人说得很直率,从前我们给老板干活,给资本家干活,干得倒要好些,认真些,现在呢,成了主人,却不像个主人的样子。[22] 这不奇怪:主人对自己的财产有处分权。

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及革命性的认识,在十九世纪时不仅马克思,许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将其理想化、完美化了。罗素曾从人性的角度对此作出过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由于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及工人阶级所处的悲惨境地,所有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们就产生了对他们的浪漫主义情怀;这种浪漫主义情怀会导致人们把同情对象完美化,同时又使人们看不到他们所必然固有的一些缺点。[23]

笔者认为,更为致命的一个理论错误是,前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家在由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推导出的他们的历史使命这一问题上也有可能陷入了历史的和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从阶级社会的社会形态发展史来看,工人阶级负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结论是有疑问的:

奴隶制社会:  奴隶主对奴隶    为地主和农民共同消灭和替代

封建制社会:  地主对农民      为资本家和工人共同消灭和替代

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    资本家为工人消灭和替代   

从这三种社会形态更迭的对比来看,第一,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作为矛盾的对立双方是互相依存的,没有奴隶主和地主就无所谓奴隶和农民,同理,没有资本家也就无所谓工人;所以,第二,唯物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奴隶消灭了奴隶主而建立起封建社会的情况,也没有发生过农民消灭了地主而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毛泽东就曾说过,辛亥革命赶跑了一个皇帝,但中国仍是封建社会,[24]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亦复如此;那么,第三,有什么理由说工人可以消灭资本家而创造一个更新的社会形态呢?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真的可以使他们一反历史规律吗?事实上,如果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话,就应该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应当由代表更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之社会所取代的结论来。

或许工人阶级比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特殊,他们可以以另一种规律来创造历史。可是,从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起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表明,无产阶级实际上既没有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没有在自己国家内消灭商品经济。如果从实证的角度看,这要么说明目前世界或一国生产力水平还达不到甚至是在世界某一局部地区实现中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程度,要么说明资本主义仍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事实上这是一种通行的观点,[25] 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原理:[26]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可能正是基于对于这一原理的认识,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其过程就是不断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合理部分的过程。[27] 既然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了,不容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所以,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写入宪法和进行必要的理论阐述,就是一种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对社会现实在政治理论上的恰当的技术加工,其结果是生产关系的混合形态。根据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的原理,中国现在所谓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一种混合了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国家体制。这种混合的社会形态能够部分地说明一种奇怪的结构性社会调整:中国现在一方面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另一方面工人却大量失业或下岗。从前面的分析看,应当说这是必然的。

进一步分析,古典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另一个矛盾之处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但作为与剥削阶级相对立的工人阶级却仍然存在。这当然可以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方面来解释,但也可以从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这方面来说明。从作为统治阶级这方面来看,被统治阶级是什么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初建时期,这一问题不难理解,因为专政本身就是用于消灭一切反抗势力的工具。然而,在经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后,这就难以解释得清楚了。从实际地位上看,在十大社会阶层中,工人阶级属于第8个阶层,在虚拟的社会等级中处于中下层。[28] 因此,其实际地位是几乎不掌握任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资源,在失业或下岗的命运中挣扎、轮回。而且:[29]

在深圳的被调查工人中,竟然没有一个是党员。有关的访谈调查还反映出,现今的工人与党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既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和有关的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这些情况表明,工人阶层的政治地位下降,与党的关系疏远。如此发展下去,是与工人阶层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这一原则不相称的。

相信深圳的情况没有普遍性,但却表现了一种趋势。如果这是一种趋势的话,工人阶级如何才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领导者呢?结论应当是他们必须在掌握现代文化、经济规律等方面的知识后,才能继续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客观地说,工人阶级在革命性上肯定是先进的,否则也不可能在许多国家夺取并掌握政权。问题是在掌握政权后的名实相符,工人阶级只有在实质意义上掌握现代国家知识后才能真正掌握并发展国家。

第二个要分析的阶级是农民阶级。农民构成了我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毛泽东曾说,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解决农民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不能解决。[30] 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即使在现在,也仍然没有过时。然而,改革开放前作为工农联盟中主力军的农民的地位却令人十分不满意。在中国革命中,农民阶级无偿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财产和热情,以血的代价争取到了全中国的解放。但是,解放以后、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阶级争取到的许多权利被形而上学的政策剥夺了。与工人不同,农民必须自己为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奋斗,还要接受来自于工农业新产品剪刀差的剥削。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民实际上构成了我国社会中最贫穷、政治经济地位最低下的一个阶级,因而,也就构成了社会中即便不说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富革命精神的一个社会集团。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问题;甚至1978年以后若干年内,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在制定政策时都是跟在农民后面的;现在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之一也仍是农村的乡镇企业。

这就是说,农民阶级固然与最先进的生产力形式距离甚远,但表现出来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却并不比工人弱。笔者由此想到,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是不是不应仅以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远近来判断。首先,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应是一个比较学上的概念,假如一个社会集团在经济和政治上比较落后,但整体上处于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再假如这个社会集团的传统并不阻碍它获得进步的话,那么,如同中国人常说的,穷则思变置之于死地而后生,这个社会集团获得发展的势能将比其他社会集团更大。中国农民就是这样,事实证明,农民接受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积极性并不比其他社会集团更小,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和从事城市建设的农民劳动大军,以及难以数计的农民企业家大军,就是明证。其次,农民历来受国家的关怀很少,而且容易受到国家的限制——这的确是农民比较散漫为他们自己所带来的历史命运。但是,正是由于远离城市和远离国家权力的关怀,他们的自由程度就更大一些,甚至可以说他们比工人离自然状态更近一些,比较容易接受和忍受市场经济残酷的丛林法则。所以,事实上,是农民的行动“自由”所造成的经济自由现实,使中国整体上能够很方便地从计划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没有太大的困难。

与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应,农民在政治地位上也受到了歧视性对待,其基点建立在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政权对农民落后性的认识之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解放后的农民阶级整体上处于应当“受教育”的群体地位上。事实上,由于生产方式的区别,导致了生活方式的不同,从而形成人群意识的差异。尽管中国解放前的工人和农民基本上都不占有生产资料,然而其共同点也仅此而已。处于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下的人们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对于相对一方的思想意识及生活方式肯定会产生不理解、反感或排斥的心理。如果国家政权明确被规定属于某一特定的一方,政权本身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另一方采取抑制或排斥的政策,其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上表所示的在政治制度上限制农民对政治的参预,也体现在实行工农区别对待的一国两策所造成的城乡居民世袭阶层体系上。[31] 从政治上说,当作为政权主体的工人阶级数量绝对地少于农民阶级的时候,这种抑制或排斥就会更为突出。我国解放后至今的一系列农村政策一直带有政治和社会的等级色彩,国家还将这种阶级差别明确地写入了宪法。宪法上确定特定社会阶级阶层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本身向等级社会回归,这无疑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相悖。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但是,不容否认的一点是,由于土地生产的特点和远离现代文明,农民很难自己组织起来,也不太容易组织其他人,所以在世界各国农民最终都是社会的保守力量,不能成为国家的领导者,通常只能处于“同盟军”的地位上。

下一个应当重点分析的是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不是阶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知识分子是一张皮,披在哪个阶级身上就隶属于哪个阶级。[32] 中国自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就形成了一种精英社会,士大夫在那时就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中国古代所谓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在我国历史上凡是得不到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支持的起义或革命就不会得到成功,如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和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事实上,在历史上,知识分子总是掌握着最先进的思想和技术的一群人,知识就是力量,他们理应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解放后长期以来,特别是1957反右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处于社会阶级阶层中地位较低的一种力量,远离政治经济生活之外。这是在我国历史上除元代以外的十分奇怪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领导提供思想模式,同时拒绝拥有知识的人们领导国家或为国家领导提供思想。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地限制自由思想的时期,任何一种社会文化活动都被设定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人们的思想即使在模式中也要遵循固定的格式。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是知识分子的两大阶层:一旦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层或领导阶层的一员,他们就会从原来所属的社会阶层中分离出来,虽然还在吟诗作画,但却要把权力放在知识之上,为自由思想套上枷锁。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成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发展十分缓慢的原因: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的民族会有什么发展的前途?

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认识到知识对发展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思想已经成为不可用权力手段予以控制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地位因此得到了重新肯定。邓小平首先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继而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现实问题。[33] 20年后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获得并确立了在历史上曾有的地位,又变成了主导社会意识形态进步的精英,但现代中国已经不完全是过去的精英社会了,因为知识和文化的普及已使知识分子的队伍越来越不好辨认了。中共中央早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就作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其中包括否定文革期间及其以前打击不同意见的做法,人们不但可以在制度构造内发表不同意见,而且也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尽管五四运动以后我国知识界的思想是自由的,但仍可把这种否定看作是自明清以来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与五四运动时期政权弱化而形成的思想自由不同,这次的思想自由是用全社会全方位的牺牲所换来的一种财产,因而也就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进步。但应强调的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的后果是不能否定的: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暴风雨中,它大大加强了全民的平等意识,一个人因知识或职位的优势已经不能在人们心目中获得高人一等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了。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而言,这种后果无疑具有积极意义。[34] 现在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毋庸置疑,而且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已经全部知识化了,这已成为国家从革命时期全面转向建设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最后一个应当关注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私营企业家。他们掌握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