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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辛亥的既往性——基于《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学考察

作者:高全喜   点击量:3101

百年辛亥的既往性
——基于《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学考察
 
 
 
高全喜
 
讲座信息
 
主讲人: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
 
郑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时  间:2011年11月25日18:30~20:00
 
地  点:光华法学院图书馆5号楼会议室
 
讲座稿整理
 
陈欧飞:负责一、二、四部分的记录与整理
 
应  雁:负责第三部分与自由讨论的记录与整理
 
应  雁:负责统稿
 
(两位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2011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主讲发言
郑磊:
 
从去年秋天到今天下午,高老师广受关注的宪政三部曲终于在之江校区完整地展示完毕:革命、财产以及宗教和心灵的问题。按照这个逻辑,宪政即将发生了。是的,在宪政三部曲的延长线上,今天晚上我们来思考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具有宪政意义的革命。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宪政诉求转化成制度层面的尝试的最早的两个阶段,首先是清末立宪,紧挨着的是辛亥革命。对于辛亥革命,主流评价很高,其中有一项评价叫做“继往开来”。“开来”的一面,尤其受到重视,譬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这就是对辛亥革命“开来”面向的重视。其实,我们还可以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对于宪政正当性来讲或许更为重要的一个角度去考察辛亥革命,那就是讲辛亥革命和它之前的政权的联系。
 
这正是晚上的讲座所要考察的话题。高老师要为大家展示辛亥革命的“既往性”,探讨369个字的《清帝逊位诏书》如何维系了辛亥革命和它之前的宪政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不为我们所熟悉的这种维系的重要意义。欢迎高全喜老师来为大家讲解。(掌声)
 
 
 
高全喜:
 
非常荣幸和高兴能到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连续讲两次。这次就像刚才郑磊老师所说的,这是一个新的主题,但是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已经不新了。因为今年我已经有若干场合谈过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是我最近出的一本小册子的浓缩版,将其浓缩称一篇文章,因为要参加哈佛大学两个月前关于辛亥革命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前那本小册子叫《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已经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告诉我说作为学术著作卖的还不错,后来台湾秀威出版社马上要出版它的繁体字版。
 
 
一、研究背景
 
1、面对当代中国的使命
 
我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不是应景之作,好像今年是辛亥革命(的关系),而是从思想的进程自然地转向这个问题。我们这代人从事学术研究,有一种现实感,或者说使命感,至少是想把自己的思想研究和社会的变革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我们这代人特殊的经历造成的。我在很多场合说我做学问不是纯粹地做学问,我个人研究之所以从政治哲学转向法学、又对宪法学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研究与中国现实的变革,和我们这代人对现实的关怀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大致的背景。
 
 
 
2、关于宪法认同的使命
 
还有一个背景,我们看中国现代的一些优秀的学者或思想家,像我的导师贺麟先生,原先是学习西学,但他们从小中学就很好,那个时代我们没赶上,他们当时小时候都是国学功底扎实,后来到西方留学,学了很多西方的东西,贺麟先生先到康奈尔大学,后来又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黑格尔哲学,翻译了很多东西,然后五十岁上下就转向中国儒学的研究,也是中国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我们看这类学者的经历,从胡适、萧公权以及我们法学界的很多老先生都有这样的一种情结,先是到国外留学,学习西方的知识,但最终的学术上的归宿又都转向中学,研究中国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虽不才,但也觉得应该这样做。虽然在西学上我也写了若干文章甚至专著,下了很大功夫,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哲学史、甚至文化史,我这些年也梳理了很多,著作也是这么一箩筐了,光人头研究,有哈耶克、休谟、黑格尔,这三个人的专题,还有做了一半的关于格老秀斯的研究,研究了很多人。但这些都不是我最终的所求。我想进入中国问题。
 
对宪法学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宪法是应该认真对待的。现代的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已经有100年了,从中华民国,中国的第一个共和国,到现在的第二个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未来的两岸四地统一的一个第三共和国,或者不叫第三共和国,就是未来把两岸四地统合起来的宪法到底是什么?应该思考这个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在台湾地区还存在着中华民国宪法,此外,香港还有基本法,还有新疆、西藏、蒙古这些民族问题,到底在宪法中该怎么解决?八二宪法怎样才能得到所有中国人的认同(identity)?台湾人可能不会认同这个东西,香港人是不是真认同也难说。蒙满回藏,内心到底怎么样也很难说。未来中国的真正的宪法创制,到底如何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同,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我就开始进入到中国立宪史的研究,写了《立宪时刻》这本小册子。
 
 回过头看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关于《清帝逊位诏书》,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还没有查到一篇从宪法学角度的研究,没有人真正把它作为一个宪法性文献纳入宪法学的视野,法制史、政治学的研究也很少。写完后发现还有几个年轻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研究集中在《环球法律评论》上做了一个专题发表。目前看来年轻人也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二、清帝退位诏书建国价值
 
今天我要谈它为什么作为一个宪法性文件,在我的这本小册子是从五个层次来谈的。当然,我这个宪法性法律肯定不是教科书所认为的宪法,表面上看,它当然不是一个宪法,它没有涉及到权利义务分配,也没有涉及到人权保障,也没有涉及到制宪的程序等宪法中所要具备的要件。它是个诏书,退位诏书在中国古已有之。除去夏商的传说,有文字记载的之前有九次,大家比较熟悉的如三国、魏晋南北朝退位频繁,退位诏书很多,清帝逊位诏书到底与它们有什么不同。在哪些方面可以证明其为宪法性文件。具体内容,我在书中都有详细介绍,由于时间关系,我简单总结如下:
 
 
 
1、王权向共和的禅让
 
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虽然是一种禅让,但是清帝逊位的禅让与过去历朝历代的禅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把一个帝制王朝,或者说皇权专制主义的满清王权,和平转让给一个共和立宪国体,这就完成了古今之变。古代的那些禅让不过是换了主人,没有多少现代的政治意义,制度本身没有任何变化,但清帝逊位是把原先的王权主体禅让给人民主权的共和国,从一个旧的制度转向新的制度。这就是它的宪法意义。宪法是一个制度得以建立的根基,那么从禅让的角度说,禅让给一个现代的人民共和国。这是第一个意义。
 
 
 
2、和平的禅让
 
第二个与之相关的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这种禅让不是过去的革命战争。比如说英国的光荣革命,辛亥革命是(以)一种非常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古今之变,从旧的国体转向新的国体,贡献很大。一个像清帝国这样的帝国,在历史中它的解体都面临着分崩离析,无论奥斯曼帝国还是曾经有过的各种帝国,就(都)崩溃了,而清王朝则是完整地把一个满清帝国和平完整地转给中华民国而没有崩盘,贡献是非常大的。
 
 
 
3、“宪法出场、革命退场”
 
但这并不是说辛亥革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我的基本观点认为,国共两党的史观都是革命激进主义的,都把辛亥革命视为古今之变,认为功绩在于革命一方,认为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国,建立了现代的中华民国。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片面性的。辛亥革命代表的革命制宪这样一个建国运动,或者说变革和满清的自我改良的和平主义的主动逊位——当然这不是完全的主动,用我的话说,这是一种屈辱而又光荣的退位这两种精神的统一——的对冲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得以存在的宪法根基,这样说就比较完整,这是一种革命的精神和改良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国新的国家构建的法律基础,或者具有宪法性意义的法律文件。以前我们的宪法学过于片面地强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作用,完全忽视了《清帝逊位诏书》的作用,我想为清帝逊位这种光荣的逊位正名。当然我也不是说辛亥革命一无是处,辛亥革命有其自己的价值,且辛亥革命本身要说起来也不是革命党单独构建的,历史学家早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共同努力才形成的局面。若单是革命党人,那是造反,成不了事的,这里头立宪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变革中,革命党人、立宪派以及满清王族中主张逊位的这些人,共同为中华民国奠定了基础,典型文本就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完成了一个所谓的革命建国、人民制宪的事件,这是我要谈的中心内容。但这还面临着一个问题,革命成功了之后,大家又说革命失败了,或者说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又屡遭风霜,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很好的国家制度,这里头主要的问题在我看来本来应该是“宪法出场,革命退场”,就是有了宪法了,革命应该退出,然后宪法变成国家正常的制度构建的基础,但是我们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两个临时宪法出场了,革命不但没有退场,而是屡屡发生。这里面很复杂,各有问题,袁世凯要搞洪宪帝制,孙中山要搞护法,也有问题,革命护法、法外护法,后来曲曲折折搞了十年的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没有成功,最后弄出了一个曹锟宪法,也是名存实亡,这十年相对来说不成功。不成功的结果是党国的出现。1927年,一个国民党的党国取代了中华民国。这是第一轮党国。
 
 
 
4、“三个半中国”
 
 说起来,中国有三个半中国,第一个中国就是中国民国,1911年、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到1924年,这是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我们知道,清帝逊位交给的是未来的立宪共和国体,未来立宪共和国体合法的承担的是袁世凯的那个民国(袁世凯后来复辟了),不是孙中山革命党人建立的国体。所以到24年国民革命,孙中山再造国民党,为什么要建都南京,为什么要搞中山陵,美化孙中山,就是要割断其与中华民国构建的第一波的北京政府的关系,要把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发轫创始之地以及它的立足之地,实际上这不符合历史现状,历史现状是袁世凯那个民国,至于他复辟帝制,是另外一个事情,这是第一个中国;第二个中国从国民党北伐之后统一了中国,然后是国民党的党国出来了,国民党党国在其下面除了军阀混战,还出现了共产党,共产党搞了苏维埃,国共两党发生冲突斗争,中间有一场反对日本侵略的对外战争,到1947年拥有军队的两个党面临着一场较量,这场较量除了军事较量,还有宪法的较量,最后共产党的党国战胜了国民党的党国,把国民党赶出了大陆。第二个中国,对国民党来说是1947年制定的宪法,对共产党来说,是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至于是以《共同纲领》还是后来的1954宪法为标志,我们暂且不说,但是,这个从1927到1949年的中国,是我们的第二个中国。第三个中国就是:一个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这是一段历史,这段历史现实存在着到现在还没有断绝;另外一个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第三个中国的主体内容,获得了联合国的承认。第三个中国的演变,我们发现这两个中国又都发生了自己各自的故事,中华民国是一个专制的党国,但是后来到了小蒋时代进行了民主宪政改革,现在变成了宪制民主的政治体,目前出现了统独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创制了自己的共和国宪法,之后经历了毛时代的三十年的革命运动,到了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以82宪法为标志,第三个中国走向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说中国未来面对着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三个半中国”之“半”的这个“半”字的含义,即正在改革的中途,还没走完。未来中国,从宪法学来说,我们寄希望于能够把所有问题兜住的一个大的宪章,能够把两岸四地,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蒙古问题兜住的宪法,形成共识、形成真正的宪法、活的宪法,我想中国未来是要走到这一步的。为此,我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对于我们宪法学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清帝退位诏书之新民价值
 
关于未来的这样一个展望,追溯起来最终接续的还是清朝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不是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因为我们所诉求的这个东西,是清帝逊位诏书给我们留下的这一块疆域和它的人民,因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我们寄希望于将来诉求的中国,实际上现在都没跑出清朝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范围,只是现在变得少了,有的已经跑出去这个范围了,有的要不回来了。未来我们的奋斗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没有人家清朝大呢,对不对?那么我们把这个接续过来,清帝逊位诏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法统的承续。那里头涉及两个问题,是我第三部分要谈的。什么是中国人民,什么是中国人民的政治共同体,这里有很多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由于时间问题,我不多谈了,我主要想谈的是第四部分,清帝逊位语境下的中国人民。
 
 
 
1、中华民族的认同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诉求的这样一个未来的共和国的宪法,以及这个宪法里面的人民、疆域和主权,实际上并没有跑出清帝逊位移交给我们的那一块精神财产。革命党人开始是将排满作为革命口号的,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宣言中才谈到五族共和的问题,实际上是言不由衷的,他刚当上大总统就祭奠明孝陵,这是什么意思啊?还是对汉民族一往深情啊。真正五族共和实际上是康梁、杨度他们提出的。他们认为革命党的种族革命是对中华民族的破坏。当然满清杀人如麻犯了很多罪恶,这一点谁也没说它没犯,但是经过380年的统治,满族对中原文明,对汉族的礼制和对儒家的吸收,蔚为壮观,满族实际上已经相当部分汉化了,所以说推翻帝制是可以的,但是未必非要搞种族革命,对不对?后来我们看到真正使得五族共和这样一个宪法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得到落实的,实际上是清帝逊位诏书使得这个东西得到落实。因为当时在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满清王朝的危机四伏,满族人就有主张“独立”,说,算了,我们满族人不在中原折腾,退回我们的发源地东三省,那是我们祖宗留下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依靠日本。当时内外蒙古王公要投奔俄罗斯,新疆也有俄罗斯策划要脱离,还有西藏,英国人插足西藏,所谓的边疆基本上是危机四伏,革命党人根本控制不住。假如清帝要是像英国国王也被杀头的话,确实清帝国就分崩离析了,可能的结果是汉族人就控制北京以南的地方,或许中国就崩盘了,(中国)就(剩下)我们所谓的长城以南。
 
在当时,逊位诏书可以说是使得这样的满蒙回藏汉形成五族共和,为什么?因为清朝对于中国的治理,实行两种治理方式,满清对内是行省制,对外是理藩制。满蒙回藏那些地域所忠诚的清帝不是一个行省制的清帝。清帝逊位诏书是把他拥有的地域,人民对清帝的忠诚,转让给了中华民国,和平转让,从法统上来说整个地域,人民的忠诚连带主权转让给了中华民国。我建议大家阅读下当时的日本宪法学家有贺长雄的文章,袁世凯曾经请来两个宪法学者,一个是古德诺,一个就是有贺长雄。古德诺大家都很熟悉,有贺长雄大家不太重视,实际上他有篇文章《清朝统治权的转移之始末》,现在看来是非常深刻的,这种转移通过和平方式,从宪法意义上的主权与人民,以及人民对统治的忠诚一起转让给了中华民国,那么你中华民国理所当然成为以前帝国的法统的继受者,这样一个继受者,到今天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接续这个,这个理儿才能说得通。
 
 
 
2、中华民族的传续
 
我经常提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和国外发生领土纠纷的时候,经常拿出来的是清末那时候和周边签订的条款,说来说去都是这些,但是从宪法角度看,追溯起来是有漏洞的,暂且不说真实程度,就算是真实的,别人会问这个条款是和是清王朝签订的,你和清王朝什么关系呢?从国际公法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传续的法统是孙中山,这个法统和清王朝什么关系呢?
 
你们有兴趣查一下,在西方,在美国当今非常流行的,有一个学派叫新清史学,研究清朝历史的,主要代表罗友枝,罗友枝是个日籍美国人,新清史学一个主要观点认为清帝国是个内陆多元的国家,是一个大帝国,内陆帝国有一套八旗制度,有很多(制度的)界定,汉族只不过只是清朝帝国殖民统治的一块地方,她颠覆了费正清的中国观,费正清的中国观是沿海的中国观,以沿海构成中国,由于条约体制和外国列强形成的变化(而形成的中国)。新清史学是一个内陆的中国观,它的言下之意等于是辛亥革命,汉族人你可以从清帝国中像殖民地一样独立出去呀,你有独立权,构成了汉族的主权而已嘛,其他民族也照样可以独立,就意味着清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帝国,中华民国只是其中一块殖民地独立而已。柯炳棣和罗友枝有过两场重大的争论,柯炳棣有一篇文章,罗有枝和柯炳棣当时都是美国历史学会亚洲分会的会长,柯炳棣是第一届,罗有枝是后一届,他们在会长致辞中有过争论,柯炳棣说清朝三百年已经汉化了,完全变成中国了,罗友枝说完全错了,汉化只是表面现象,基本观点是自成一体的帝国,中国只不过是人家殖民的一部分,只是怀柔政策,下江南,下江南什么意思?安抚而已,后来柯炳棣又有辩论。但总的来说我认为最有利的反击就是清帝逊位诏书,逊位诏书如此正规的文献完全可以把新清史学颠覆了,你说汉族人只是殖民地,独立出去了没多大关系,清帝逊位清清楚楚写的是满蒙回藏认同民国,然后把整个的统治权移交给中华民国这是清清楚楚的,新清史学还有什么可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当时柯炳棣为什么不把这个清帝逊位诏书拿出来呢?挺遗憾的。
 
不过,我也不太赞同柯炳棣的观点。我就觉得对所谓汉化问题要有所检讨,说汉化确实不好,有汉族中心主义的味道,我觉得新的中国的构建,对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个民族构成的。你要是狭隘地汉化,确实有片面性。多个民族的融合,从秦汉以来到唐宋,一直到现在,很难说是一个纯粹的汉化过程,而且中国的立国从来就是以文化论夷狄,不是以种族论,所以汉化这个词不好。明年人民大学清史学要开一个会,主题也定了叫《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始》,明年是清帝逊位100年。我想说汉化这个词不好,要重新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它在古今之变中是什么意义,清帝逊位在这之中有很大的意义,不仅是历史的意义,还是现实的意义。
 
中华文明共同体现在还持续着,那么你的法统是什么?这个文明是传承有自的,虽然经过革命,辛亥革命、共产革命,有过战争,国共内战、对外抗战,等等,中华民族还是有文明的内在生命力的。这又回到我下午谈的宗教的力量上,先不说宗教,这种精神的力量还是存在的。至于说清帝为什么逊位?清帝可以被杀头嘛,做烈士,为什么要逊位啊?我觉得背后有一种文明的力量使清王朝冥冥之中觉得可能是有这样一种力量。有人觉得孤儿寡母没办法就稀里糊涂逊位了,我对溥仪评价不高,他的那本书,《我的前半生》,一个末代君主写的传记,品味这么低下,确实是让洗脑了,真没有君主风范。历史是可以从不同角度予以理解的,说稀里糊涂的什么就让位了,我不承认,历史不是那么浅薄,背后有隐含的东西,这个东西哪怕当事人溥仪不能觉察,这里头是有传统的文明的力量,是的,一个王朝,统治了300多年的王朝,我觉得这种举动是有一种残酷的辛酸也是光荣的蕴含。请大家体会吧。
 
 
 
四、结语——兼论宪政学家的历史观
 
 
 
1、我们怎样看待历史?
 
我就觉得我们以前对逊位诏书内涵的东西太低估了,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和历史有距离了,我们和革命党人不搭界,那么多年我们回头看这个逊位诏书,慢慢地才会看出它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做思想的人,不要那么功利,那么世俗,当事人这么伟大吗?但是我觉得你回头仔细想想,历史有他冥冥之中的神奇东西。
 
也许我可能有过度的演绎和深度阐释的嫌疑。但是为什么要深度阐释呢?我们这个时代面临变革需要,未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怎么传续,我们非要说过去的人都不行,把我们的过去都放进垃圾堆里,我们有什么能力做得比古代人好呢?前两天我在人大有个讲座,我说英国就高明,辉格党人的历史观,说的天花乱坠,多光荣啊!政治民主,政治成熟,历史学家弄出来就没有那么光荣。这是一种历史解释嘛!塑造嘛!中国做政法的人你不能像历史学家一样,把历史的所谓真实兜出来,就像把美丽的女子的面相揭穿,去掉化妆,没必要嘛,人类社会需要这个东西,没必要非要一个美丽的演员呈现她本来的面目,在生活中出现,人类社会需要这个东西,需要这个塑造。(金敏插话:何况还不是本来的面目,有点像佛教里面那个白骨观。)对,白骨观,所以我觉得我们研究宪法政治的,假如从未来构建的角度来说,我们要重新研究历史,阐释历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们说解释学的循环也罢,美化历史也罢,传说也罢,什么叫历史的真实?就是现在的需要和历史视界的融合,视域融合,我们要正视清帝逊位诏书,何况他们做出了很多的制度变革,中国没有崩盘,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袁世凯前期也作出很多制度性变革,使得中国没有垮,所以我们应该要给予这段历史高度的重视。
 
我查了下,到目前为止,中华民族这个词在我国所有的历史宪法中,包括国民党的宪法,都没有,只是叫中华人民,中华民族不是宪法学概念。宪法学中没有这个词,所以我这里用了中华人民,中华民族是个社会学的词,宪法学根本没有这个词。我也看到一些文章说要“中华名族”入宪,把这个词写入宪法中,但无论怎么说,一个新的国家两件事情:建国新民。构建一个国家,然后重新塑造新的公民。从建国和新民这个角度出发,在西方的文明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霍布斯的利维坦时期,面临的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建国和新民的问题。但西方走了300年,人家的建国新民已经构建的非常完善了,中国的建国新民100年了还没有完成,到现在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我们还有两岸四地的问题。国家的这个Identity,这个政治认同,还没有。我们的人民现在还没有真正作为一个公民享有基本权利,更没有做到我下午所谈的精神的寄托。我们现在能把自己的精神寄托给一个国家吗?这些问题都是宪法学的问题。宪法学来说至少应该重视这些问题。所以当时我就突发奇想,把《清帝逊位诏书》作为研究对象。当时我读了《清帝逊位诏书》,看这段历史文献时,当时凭直觉就想这么重要的问题怎么就没有人研究呢?尤其在宪法学领域。当时的直觉就跳出来了,我就开始查资料,按照我的感觉,非常重要的文献,到底别人怎么说呢?查了半天没有,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当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十小时,把这本小册子(《立宪时刻》)写完了。写完了大家觉得至少是一种声音,至少就这个问题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当然这个问题的问题我只开了一个头,关于现代中国,什么是现代中国,什么是现代中国人民,这个中国人民从传统法统到现代法统的流传、继承如何,这些都值得深究。
 
 
 
2、关于天命
 
最后我还谈一个天命,天命已经不是一个宪法问题了,这个古今天命的流转问题,到现在是否还有天命问题,这已经上升到政治哲学了。我觉得这些历史探讨,对我们来说不是翻100年前的旧账,这样做没有意义,像一个历史考据似的。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活生生的,对我们当今都有现实意义。比如对新清史学就是个很好的回应。中国的发展确实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变化,那么何者为我们中国的发展提供一种历史的正当性,那是需要依据的,你不能说,好,我强大了,现在我中国人有钱了,就有正当性了,那不行,钱是买不来identity的,何况这种钱赚的代价惨重,把未来的中国资源都抽尽了,这在历史上是犯罪的。那个不行,我一直说,钱是买不了Identity的,买不了人民的忠诚的。而且我们的发展代价惨重,这种经济的目前所谓的高速度,是对历史的犯罪,这个东西又能买来什么?我们应该从文明中,从人心中去找,《清帝逊位诏书》就是符合民心,民心就是新的天命,我们要从民心中、人的心灵中,从历史中找到宪法的认同的正当性,这是最根本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统治者似乎还没有这方面的胆识,敢于面对自己曾经犯下错误的罪责的勇气,所以我们现在强力维稳、死不认错,还没有清帝逊位光荣呢?所以说起来历史有时候并不是说现代人就比过去人强。
 
总的来说,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说是换了一种研究方法。历史中的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发现这里面有很多课题可以做,再举一个例子,关于军政府的问题。国民党的五权框架里军政府是一个特殊的制度,到现在中国宪法中的军事委员会,完全值得研究,但是研究的人也非常少。这些对中国至关重要,宪法学研究中却都是空白。今天我只是提供一个例子,现实中国到底是什么,就现实问题发问,而不是按照书上告诉我们的知识来发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学习宪法中首先应该想到的切入点。
 
好,谢谢大家,我说这么多。(掌声)
 
 
 
 
 
 
 
自由发言
郑磊:下面进入自由交流的时间,高老师的讲演从非常不同于传统教材视角给我们开阔的思路,我们沿着高老师的思路我们继续交流。
 
 
 
封安波(法学理论博士后研究人员):听了高老师的讲座,我想提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全国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82年宪法,人大代行人民意志,我们恳请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这是从法理上来讲正当性的。追溯历史1931年的国民政府也召开了国民会议,通过了一个宪法性文件,代行中央统治权,对国民政府实行领导。共产党与当时国民党领导的逻辑有何联系?第二是延伸的,中共领导下的宪政前景问题。依照孙中山的逻辑,在台湾的执政时成功的,完成了训政向宪政的门槛,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台湾的幸运,没有崩溃。我就想到了我们党的领导,我们要走向共产主义,像北斗星一样,我觉得这个比喻太恰当了,是一个方向,但是你永远都够不到,这意味着领导是无限期的,我们这种无期限的领导前景如何?邓小平说未来五十年内要直选,后来不提。我们如何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金敏:袁登华,你平时不是有很多想法吗?听了高老师的讲座,你有什么想法要谈一下?
 
 
 
袁登华(法律硕士):刚才高老师说,清帝退位的是为国为民的举动,而不是孤儿寡母稀里糊涂的一个行为,您这样说,在历史上有没有证据呢?
 
 
 
高全喜:历史有多重面向,刚才谈的这个史实,被迫逊位,是一个面向。背后,实现了一个大转变,以这种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有没有更深的原因,这是另一个面向。你刚才谈的真正的证据关联有什么呢?你看历史的过程,有各种争论,蒙古王公的投奔俄国,清王朝贵族王公也有主张投靠日本的,孤儿寡母选择这种方式不单单是为了优待条件,深层的东西当事人未必知道。历史不是一群人稀里糊涂的组合,我不赞同这种历史观。最后你怎么解释历史和个人的信仰有关。历史不是自然科学,历史能对现在产生影响,就够了。至于那位博士后的问题,只能这样说,伟大的政治家都是基于他们的认识,但是历史的演变不是他们说了算了,还是看内部变革的力量,看社会至下而上的力量,一个社会变革没有力量是不行的。我们经常呼吁,政治和其他东西不一样,伟大人物确实是会发生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我们希望领导层内部有真正历史责任感的人在关键时刻。相应人民的呼吁,有所担当。我们有人说选官机制产生不了伟人,但是历史是说不清的,也可能说不准会有伟人。一个社会的变革需要社会压力和内部领导层的开明责任感两种力量的互动,这种互动是民族的幸运。中国会怎样,天知道,我们只能做自己的努力。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金敏:我们的历史叙事突出了辛亥革命,隐去了退位诏书,高老师为我们重新彰显了这部分画面,让整个历史画面更丰满了。刚才袁登华说有什么证据,其实是有的,这个退位诏书当时是由张謇起草的,成因比较复杂,南北就优待条件电报谈了很多轮。
 
 
 
高全喜:所以历史很有意思,有些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弄明白,到现在都没有确切证据袁世凯到底有没有篡改了这个诏书。在南通的惜阴堂,张謇等立宪派聚会的地方,当时一些人物谋划了这个东西,民间的立宪派力量很强大,那真叫做纵横捭阖,在民国变革中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张謇是最后一个状元,他的文字也是可以揣摩一下的。希望在座的诸位,在浙大这么好的法学院学习,应该有抱负,好好学学,将来会有用武之地的。
 
 
 
费善诚:这个清帝逊位诏书的问题同学可能从来没听说过。我从前从来不会知道有这个东西。高老师用敏锐的学术眼光抓了一个很好的课题,对我们来说怎么样可观的评价历史。我一直没搞清楚什么是规范宪法学啊,什么是政治宪法学啊,我都没弄明白,他们的区别啊,我也不明白。不过经过今天的两场讲座啊,我有点明白了。不是说把别人的东西搬过来就是学习了,关键是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个问题。 “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我们没有真正转过来,所以才会出现中国现在的这些问题。党的领导是宪法规定的,人大的最高权力也是宪法规定的,按照党领导的逻辑实际上就不需要人大了,反过来也不需要党了。按照现在的宪法,党的权力肯定高于人大的权力。我们要客观分析,要正视我们的历史。我们这个年代的学者,学习的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农民起义的历史,推翻皇朝,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都是阶级的观念,历史都有多面性,不能光看一个方面。我们客观地看待诏书,它在历史的长河上面应该是有他的价值,对现实也有价值,对规范宪法和政治宪法都有价值。规范宪法解决不了为什么的问题,而只是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金敏:我想起一个问题,立宪派非常厉害,孙中山的势力啊,格局啊什么的,革命派不如立宪派,孙中山还排满,章乃器有个说法,当时是“立宪与革命赛跑”,结果最后还是革命党人赢了,像法国大革命吉伦特派的人干不过雅各宾派的人一样,高老师觉得是怎么回事?
 
 
 
 
 
高全喜:确实有这个问题,在这里头啊,这个清王朝也有责任,后来的皇族内阁把立宪派给伤了。预备立宪后来做的比较差劲,慈禧死了之后,上来的这批新贵太无能。皇族内阁一上任,立宪派觉得连过去都不如了,立宪派的人就失望了,(金敏:立宪派还是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太爱惜了),具体的描述,张鸣有本新书叫《摇晃的中国》,写得不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封安波:高老师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法统联系得更紧密一点。这个退位诏书奠定了现在法统的连续性,中华民国和清朝接续的比较好,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关系是断裂的,我们当时全废弃了《六法全书》,实际上这里的民商啊很多立法是很好的,为什么要打破啊?不需要打破这些法统。
 
 
 
郑磊:借用几位老师的精彩语段来,我来串一下今晚讲座的结束语。现代国家的建构,包括“建国”与“新民”的双重主题;而无论“建国”与“新民”,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是有历史继承性的。有的国家无视这一点,企图彻底打破过去的传统,比如说法国大革命,他们用近200年才走出了这个怪圈。我们是不是还要期待用200年时间来走出来历史的三峡?我们想答案是不希望这样。身处转型中国,幸运而有不幸,但我们毕竟正经历着一场继往开来的变革。所谓转型,其核心是合法性的的转型,Identity的转型。在这里,将成就一番“开来”的事业,但是首先要审慎对待“既往”的存在:不要再寄执迷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要融合一个旧世界;不要再偏执于革命的彻底性,要重视变革的承继性。只有既往方能开来。那么,这两者之间串联起来的工具,刚才高老师说了,就是学好宪法学。(笑声)
 
谢谢大家的参与,再次感谢高老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