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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与族群和谐之道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5972

[编者按] 2010年8月21-22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宗教法治与族群和谐”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就敏感的宗教和族群问题,从多个视角展开探讨。本刊受权摘编刊发会议发言内容,谨供读者参考。

 

宗教自由与宽容的社会作用

  

  华莱士(Clifford Wallace):宗教自由和民主两者手牵手共同向前,一方面不能满足就会限制另一方面。

  首先,宗教自由会带来更加宽容的社会。比如,大部分宗教都会认为信仰自由高于自己宗教本身的教义,这种理念是一种自然的体现。当我们尽可能的去理解其他人也应当在这个世界中得到支持的话,就更有可能更好的包容社会中的其他成员。这是一种横向上的社区中的平等,此外还有更高级别的权利。正是由于纵横交叉的联系,才能让我们不是只关注自己而是关注整个社会。这样能够带来社会中更广泛意义上的和谐。

  其次,大部分的宗教都会支持一种社会上优良的道德,这是支持法律的一个框架,而民主之所以能够起作用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自愿的尊崇法律而不需要国家强制执行。我们不应该把有限的国家资源全部放到警察力量上强迫人们执行法律,而是应让人们可以自由从事宗教方面的活动。大部分的宗教活动都是和法律规定框架中大部分的道德取向一样的,这样的宗教拥有自由对社会和谐是有作用的。为什么社会和谐,是因为大部分成员自愿尊崇法律。大部分的宗教也会有自己的教义约束弟子。

  另外,宗教自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这是自由解放的一个基础。宗教要传达自己的教义,有不同的宗教观点,那就会提供不同的选择,到最后每个个人都可以进行自己的选择。宗教的自由不仅本身非常重要,同时也是自我决定的一个基石、个人选择和多元化的一个基石,有非常多的价值。我到底要不要选,我选择什么,这是最基本的个人的关于宗教的选择。宗教可以帮助我们促进社会中的政治决策更加民主化。个人拥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需求的宗教,这样就带来一个更加满意的社会。族群和宗教的多样化会促进我们的社会对话,非常重要的是必须在应对新挑战时能够考虑多方的观点,尽可能生活在这种多样化的世界、多样化的想法中,这样才是一个和谐社会中公民应该具有的素质。宗教自由可以促进这些方面的实现。

  总之,有了宗教自由,才能有非常好的民主机构,发展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作为教育的过程人们将会更加有能力做出一种选择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

韦杰礼(Jeremy Webber):宗教自由与宽容会带来很多好处:一方面可以结束之前的那些宗教冲突、宗教战争,更加积极的一点在于他会使一个人以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和其他公民共处,公民社会生活也得到改善,而不是不断的经受冲突。人们找到了一种方式如何能够和异己一起工作、生活。任何宗教信仰基本上都是一种人的生活的反应;这样,不同的宗教对于社会带来不同的贡献;一个个人可以去获得其他人的一些理念,另一种理念背后很可能就是一套不同的文化和艺术、有不同的学习传统,这些方面的不同使得社会的多样化进一步提高了。  

  杜拉姆(Cole Durham):从美国的传统经验来说,一旦有人觉得这种宪法的保护是存在的,它允许公民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独特方式生活的话,这就使得人们抱有感激之情,同时又忠诚的反馈国家、政府和社会。尽管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想法和问题,但一个普适性的观点却是,当人们觉得自己在社会中更安全感时,生产效率就高,就会做更多的事情。

  一些宗教团体是社会资本的创造者,有时候这种资本可能是负面的,但是大多数时候是积极的。据过去4-5年当中对200多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宗教自由的保护和对其他人群权利保护之间的联系非常之强,同时,宗教自由受保护的程度与一国的生产效率以及国家发展还有妇女收入的增长、文盲率的降低、社会和平与稳定的提高非常相关。

  宗教团体常会有一种利他主义,而且也能够贡献于一些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对于宗教团体做出贡献而且对于非宗教团体做出贡献,所以宗教信仰自由可以对社会资本和社会和谐有所贡献。

  张千帆:我们应该认识到,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世俗国家和宗教之间的潜在冲突,促进宗教信仰的繁荣发展。宗教信仰本身也可以促进社会道德的改善提高,实现族群关系稳定和睦。我认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宗教对于遏制中国目前的道德滑坡是极其重要的。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一直都是致力于经济建设,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给经济发展让步,结果信仰危机空前严重。以前中国社会有一个儒教,后来向马克思主义让步了;再后来发展市场经济,马列毛也不灵了。一个民族没有道德信仰,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而宗教信仰就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信仰的发展可以极大促进中国社会道德的改善。要发展宗教信仰,宗教就必须有活动自由,这和发展经济必须有经济活动自由是一个道理。

  

宪法保障有利于宗教和谐

  

  Cole Durham:现在,基督教不同的教派之间越来越和谐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宗教自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提升了这种和谐度。因为深入而言,现在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宗教信仰可以得到非常安全的保护,这种安全感是最重要的,这样才使得不同的声音和谐起来,而不是一种暴力的声音。有时候人们觉得要做到和谐,一种必要的措施就是要创立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趋同化,但是,实际上帮助不同信仰的人们感到安全则是更重要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会观察,宗教信仰自由是否会帮助我们带来社会的和谐。在西方国家,这种和谐的努力可以得到不断的扩展,其实同样可以扩展到伊斯兰教及其具体教派。

  从一份对45个国家宗教自由状况的报告中发现,政府可以用两种方式,创造出提高和谐性的框架。其中一种方式叫做类别主义,即所谓的国家意识形态并不需要太多的综合,在不同的宗教之间可以做一定的妥协。另一种方式是更加灵活的,称为世俗性方式,这种方式是增加包容性,让不同的团体觉得在他们的社会中被包容,感觉到很安全,虽然他们不一样。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说明,世俗性的方式,也就是采取中立的或者包容的的态度,是非常有效率的。

非常有趣的是,导致社会宗教冲突的重大因素就是对宗教的压迫或者限制。宗教是一种世界观,是人们心里非常珍惜的世界观,所以一些常用的世俗化的方法无法改变什么。如果宗教压制让人们感到不安全、受到威胁,这个时候就会为捍卫宗教而战,而使这些群体安全就会使得社会更加和谐,因而必须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如果宗教团体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保护,会对社会做出很大贡献。  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找到一种方式,使得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更加的包容、更加的保护,这样一种平衡的状态也会贡献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和平。

  国际上对于宗教自由的保护,不只是包括传统上一直有的宗教,比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其他历史悠久的宗教,也包括那些所谓没有官方版本的,比如新起的宗教。人们也在探讨诸如儒教的信仰。儒家思想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教义来解释?他们虽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但是也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宗教团体有定义自己信仰的权利;还有所谓的原信仰,即认为这是否是一种宗教,由他们自己定义,哪怕国家持相反的观点。比如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自己是一种宗教,尽管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宗教。对于宗教的定义本身就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对宗教自由的保护,需要在法律上给予明确规定,不管这种规定是借鉴国际条约还是由本国宪法来规定,在当代世俗的社会中,我们都要考虑如何能够以包容性的方式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方式定义宗教。

  希知彼(Clauspeter Hill):人们最强调的是一种安全感,宗教的一个派系的信徒会认为只要跟从这个宗教就会得到一种安全感,他们得到保护。在印尼众多的穆斯林教徒,他们感觉非常安全,他们认为无需再强调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中就是占主导地位。问题的关键是国家和宗教自由空间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我们最开始时是考虑到必须要给宗教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不管是什么样的追求、什么样的信仰。在不同的案例不同的情况下,关注的是哪里画一条线,线那一边就是给宗教的自由空间。只要一个宗教是有一定自律的,不会蛮横的干涉其他教派或者干涉国家的事情,就应当让其拥有自由的空间,让人们能够有机会有自由去信仰。一个国家不能很霸道的要求公民必须信国家和政府。提供信仰自由的空间,其实也是驱动人们去思考,有一定的想象。因此,必须要有这样的空间。

张千帆:宗教信仰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这是一种正常的内在的很多人的正常需求,所以没有什么必要担忧宗教的发展。我们政府有时候对宗教过于敏感和紧张,这个态度应当改变。其实压制宗教自由反而会产生一些抵触或者极端的反应,只有保护宗教自由才能实现和谐的共存。中国政府称自己是致力于宗教自由的国家,这一点在宪法第36条也得到了体现。  

  所有宗教信仰的合法性都应该得到政府的认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种有限的认可,不过只限于数个宗教。而且在这几个宗教内部有一个正统教派得到认可,譬如“三自”爱国教会;其它教派譬如家庭教会还是非法的,虽然基督教本身是受政府承认的合法宗教。这样就人为产生许多矛盾和冲突。国家需要兑现宪法第36条的承诺。当然,第36条也有问题,因为它规定政府只保护“正常”的宗教信仰活动,“不正常”的就得不到保护,但“正常”不是一个法律术语,不可能得到很准确的定义,所以会导致权力的滥用。执政者需要非常谨慎,不要人为限制宗教自由,尤其是宗教的登记注册。在许多国家,宗教登记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基本上只是一个备案程序,登记就获得法人地位,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但是在中国,宗教登记这个程序要求被实体化了,政府在这一关上就通过严格的实体审批把民间宗教团体卡住。作为一个宗教法治国家,政府不应该使用程序来干预宗教的内容和实质。

  韦杰礼: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觉得宗教本身就是迷信,会带来非常多的误导,那么政府为什么还要保护宗教自由呢?人们通常会认为宗教自由是基于一系列信仰的价值,会认为自己宗教的信仰是正确的,一个社会看到某一种宗教是大部分人坚定信仰的,这个宗教就会成为主流性的宗教,但是仍然会出现宗教的冲突,而主流性的宗教往往对非主流性的宗教持不能容忍的态度。实际上宗教信仰自由更多的是涉及到对自己不信仰的理念宽容与否的态度问题。人们对于真理不同追求的容忍和宽容,才是宗教自由应该有的特点。宗教自由就意味着对即使自己认为是错的信仰也应该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它会限制政府的一些行为。不是说政府信什么我们就追求什么,而是政府应该尊重有不同于自己意见的公民的权利。

  在新教发展中,宗教的宽容其实并不是靠人们接受某一种宗教宽容的价值,也甚至不是依赖于很多人接受这样的理念(个人应该有选择宗教的自由);恰恰相反,在新教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宗教的冲突,每一方都想尽可能把自己观点凌驾于其他人之上,这是那些绝对主义价值信仰的冲突,甚至还会出现宗教迫害:如果相信不同宗教,就会遭到迫害。而后来之所以出现宽容,是因为人们意识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最后只会带来更强的宗教分化;没有办法凌驾于别人之上,没有办法说服别人,而会使他人更加痛恨你的信仰。如果一个人想把这种冲突终结,必须找到一个方法灵活的空间,让里面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声音,即使有的人的想法你认为完全不对,也要提供这种空间尊重他说话的权利。这并不是产生于对其他信仰有积极评价的基础上,而是一个若不宽容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的问题,哪怕没有共同分享的价值也要提供他人说话的空间。

  

宗教自由的限度——以西双版纳傣族佛寺教育为例

  

熊文钊:以西双版纳的佛寺教育与宪法受教育权的冲突来做分析。中国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的傣族全民信仰小乘佛教,其佛寺教育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为兼具宗教信仰和受教育权实现的双重特征。首先,佛寺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统信奉,具有深刻的宗教信仰背景。其次,除了浓郁的宗教色彩,这种教育模式还融入了民族习惯的因素。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以一种双重性质传承至今。7岁的男孩如果尚不足建立深刻的信仰观念,那么他出家的一部分动力是来自民族习惯产生的耳濡目染。最后,佛寺教育承担了传承傣族民族文化的重任。就传统傣文而言,许多傣族男子掌握的书面语言是通过佛教传承的,也造就了一批傣族知识分子——“连廊”,为傣族文化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西双版纳的佛寺教育蕴含宗教信仰自由和受教育权冲突的问题,冲突表现为三个方面:1、佛寺教育与承载宪法受教育权尤其接受义务教育权的学校教育存在直接冲突。这些冲突表现在佛寺教育挤占了学校教育必要的时间,佛寺教育对义务教育的质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佛寺教育引发义务教育机关对学生日常管理的紊乱,出现一些学生在学校“三不带三不管”——学校管不了、家长管不了、佛爷也管不了、上学不带课本、不带作业、不带笔——等现象,这是一个冲突表现。2、佛寺教育导致傣族男童角色定位出现偏差诱发新的难题。  3、佛寺教育与学校教育间张力的实质在于宗教信仰自由和受教育权在同一权利主体上的积极冲突。

  根据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和受教育权都是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都受到宪法的严格保护,两者重要性是相当的。通常情况下,权利法律保护机制启动的前提是行为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强调的是不同主体行为权利间的冲突。西双版纳佛寺教育事例,出现了同一主体享有的同一位阶权利同一过程中产生积极冲突的情形,既鲜见又具有争位的典型价值,如何确保傣族男童实现义务教育的情况下又实现西双版纳傣族宗教的保障成为我们的新课题。

  对于权利的放弃需满足两个最为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放弃权利是出于行为人真实自主的意愿选择,不具有任何强迫威胁等非自愿因素。第二,不能影响他人权利的行使。西双版纳问题中,受教育权一般地认为是接受义务教育权,基于义务不可放弃的理论,受教育权是必选的,实际上一些立法已经将这种理论假设付诸实施了。西双版纳民族教育条例第35条规定,宗教不得干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得妨碍义务教育的实施。但是这一规定的实施情况不乐观,男童被送到寺庙出家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要求傣族民众以放弃长期以来全民信奉的宗教教育的代价践行义务教育法,很不理智。

关于解决之道,有四点:  首先,明确一种理念,解决西双版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限制乃至剥夺傣族民众特定领域的信仰自由。其次,尝试一种思路,就是从通过法律规制来解决西双版纳问题的思路而言,其着眼点应该是有限承认既有佛寺教育前提下划定佛寺教育和义务教育之间的界限。再次,采取一种手段,逐渐的弱化佛寺教育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教育功能,将其逐渐转移到义务教育中来。最终把傣族男儿出家转化为单纯的宗教行为。最后,推广一种方法,极大的调动佛寺方面的积极性,并争取其配合,从而配合傣族男童接受义务教育,提高义务教育在西双版纳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最终实现西双版纳问题的解决。

  张千帆:关于宗教和教育之间的关系,1982年宪法第36条禁止任何人进行妨碍教育的活动,但是并没有授权国家全盘垄断教育。现实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垄断,政府不承认特别形式民间教育的合法性。譬如上海曾建立“孟母堂”,结果教育部门不予承认。在宗教领域,这带来了很多潜在的问题。宗教教育是宗教信仰自由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了能够尽量减少政府对于宗教教育的干预,政府应该允许宗教团体自主开办宗教教育,而且只要通过资质验证,就应该认可他们颁发的学位。

  

中国的宗教法治应在新的框架内展开

  

  尤佳: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30年是一个政府主导、政府单一主体管理整个国家的模式,这个模式更强调政治性,它的话语体系是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比如对于宗教组织就当作一个政治组织,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肯定要压制。改革开放30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市场经济把原有的行政指导的框架拉开了空档;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其他领域没有明显发展,比如社会管理的问题。社会管理的主体,到底是单一的还应该是多元的现在就是一个问题。

最近几年政府提出来建立服务型政府,以及社会建设的议题,并且把社会建设作为四位一体的一部分。除了增加社会建设这个空间以外,由于这个空间的增加使得原有空间结构关系发生变化,给社会现实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需要思考探索的空间。对于学者来讲,还给学术的研究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是变动的,现在还没有定型。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包括政府官员、很多学者,还是沿用原有的框架解释问题。比如宗教特区的设想很有创意,但是我认为可能很难突破。  因为这一设想还是在原来的框架内,所以不大可能突破自身。如果把那个框架换到新的框架里,这一设想可能才会有真正的突破。中国如果在原有的框架里——传统框架即1949年之后30年的框架内,那么立法的指向是不明确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政治跟社会是不分的。而现在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就是一个基本前提。关于政府的行政,就可以且已有很多立法,但是有关社会的立法做的很少。公民权放在什么空间讨论?如果不放在社会空间,还放在政府跟社会混为一体的空间,法律可能指向哪里,立法者可能立法把自己扳倒吗?!所以这几个空间有一个新的结构关系,宗教特区放在这新的空间才有可能突破。

  关于立法的指向问题,有了明确的指向才可能真正的立法。有了真正的立法比如说宗教组织不再作为政治组织定位,而作为一个社会组织,那么它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才能和真正的公民权,才能跟宪法里讲的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落到实处,否则是一句空话。所以社会建设的空间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现在的家庭教会,为什么政府把它当作反面对付,是因为政府还站在原有的框架内看问题。假如作为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来看,把它看作社会组织,可能政府对它的定位会发生变化。家庭教会实际上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么可怕,或者并不是发展得多么繁荣,因为家庭教会主要分布在农村比较贫穷的地方。它实际上是被破坏了的替代关系的出现,所以会迅速崛起。它要升级换代,政府要想管理这样的组织,那么他们都需要调整,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两者都调整,那么就是良性互动;如果两者不调整,最后还是在原有的框架内进行打击与反打击。

  刘澎:建立宗教特区,不是说在现行体制内设一个宗教特区,宗教特区是一个借用的词,好像是经济特区延伸过来的,实际上应该是宗教管理体制的试点。试点地区有如下特点:第一,打破原有对宗教组织的管理模式,核心是不用行政的手段管理宗教组织,用法律的手段来调节政府和宗教组织的关系。第二,宗教特区并没有赋予宗教组织特殊的权力,只是不对宗教组织进行歧视,这本身是把宗教组织作为社团组织来对待。宗教组织拥有社团组织能做到的或者拥有的权利就可以,不需要单独对宗教组织作为特殊群体对待,以适用于普通社团组织的方法适用于宗教。现在所有的法律对宗教特区都不能概括,都没有描述,它是一个空白,怎么办?用协商制度。这种协商是宗教组织的联席会议和政府部门的联席会议,双方提出各自的想法进行沟通协商。这个也是把宗教组织社会化,使他变成普通的社会组织的途径之一。用这种方法以后,一定程度上开放了宗教市场,同时也完善了宗教市场之外的法治。

  张千帆:在促进宗教自由与族群和谐方面需要完善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由于宪法目前没有法律效力,确实需要制定宗教保护法,才能有效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对于损害宗教自由和族群关系的违法行为,要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

  关于宗教财产保障。这个问题是中国特有的。在“文革”期间,很多庙宇被拆或被占用,有的至今没有归还。要及时退还以往被占用的宗教组织的财产,让这些教堂、寺庙的财产统一纳入《物权法》保护的范围。

  张守东:应把中共所说的“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口号变成“引导宗教与公民社会相适应”。就法律而言,要让宗教立法与公民社会相适应。要解决政府宗教事务管理与民间教会生存发展产生的冲突,应该避免动用行政权力挤压民间教会的生存空间。

  关于公民社会理论的冲突共事模式与宗教关系。近些年,政府自己在探索新型的政教关系,最新进展是国家宗教局长提出,中国政教关系是否可以称作政教和谐模式——就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我认为我国当前的政教关系不仅仅是和谐模式而且是阶级斗争和谐社会模式。这是一个矛盾的和谐模式。1950年代,温州曾被当作试点建立无宗教区,但今天的温州是中国教会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据李凡研究,如果中国有500-600万个NGO,其中100万个就是基督教会。应该把政教和谐阶级斗争的模式改为对话与共事。把民间宗教组织视为公民社会当然的合法成员,无需登记只需备案。为此政府应改变行政管理上的管控模式。

  

对待“邪教”的法治规范

  

  岗恩(Jeremy Gunn):关于其他国家如何处理邪教的问题,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有少量的欧洲国家非常关注性交易或者是这种邪教的问题。

  尤其是法国,创造出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中人们非常的关注一些邪教,政府的反应非常的强烈,也立法了。法国主要的问题是根据非常模糊的标准对一些宗教团体贴上标签,而并不是取决于法律的规定。对宗教团体贴上标签,并不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恰恰需要的是去了解究竟这个宗教团体是什么样、做什么事情。法国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认为有一些宗教团体是有危险的,但是却又不能有任何证据。有些行动是不合法的,比如性交易或者在地铁里施放毒气;如果宗教团体从事这样的行为,那么法律就可以对其进行制裁,该宗教团体本身也应当受到谴责。在一些国家,这个问题成为公共辩论的一部分时,他们并没有关注法律,而是关注于把某个宗教团体填上邪教的标签;很多国家都没有采取非常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样一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按照法律来做,如果一个人被认定犯罪,他/她被逮捕,被起诉犯了什么罪,然后会有一个独立的审判。另外,他也可以选择律师来辩护。依法审判之后根据法律来进行制裁。在法律中,如果一个人不通过这种法治的程序而因为其所属的宗教团体被贴上罪犯的标签,那么是不合法的。

  法国建立了一个国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就宗教团体的性质做一个听证,但是该委员会在法国之外遭到了非常大的批评,因为委员会没有依循相关的法律也没有学术上的严格做法。就危险宗教团体的清单,具体听证什么人,该委员会缺乏详细的信息去做;而是有些人听到关于某个宗教团体的谣传或者嫌疑,就直接举行听证了。

  在法国,如果把非常危险的邪教组织公之于众,就会被公众担忧,且又缺乏证据。其实大部分这样的组织没有遭到公诉,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有很多人尽管衣冠楚楚也很危险,譬如银行家可能正在造成新一轮金融危机。关于危险宗教组织这样的情况,有的和法律相关,也有的和宗教相关。重点是对应当负责的个人以证据识别并且提起公诉。法国还是更多的担忧公众反应的情况。

  杜拉姆:关于法国危险宗教团体的清单和相关听证会,至少说有这样的听证会是因为有些团体看起来危险,我没有参加过关于清单的任何投票。法国人会说我们根本没有采用相关法律的定义去做。关于清单是怎么发布的,法国有个抗邪教的组织,政府让抗邪教组织提供清单,该组织就问想要整个清单还是想要危险组织的清单,政府就说全部提供。后来人们就看到有一个年轻女性基督教组织在危险清单上,很是不解。显然,对团体危险性的界定应该是基于是否有风险,是否有负面的因素。几乎任何一个《刑法》法律体系不仅规定对谋杀、盗窃的惩罚,而且还会规定其他应当受刑罚的行为;或者对严重违法行为,采用其他方式惩处。大部分部门会认为,现在的《刑法》对最危险最严重违法的行为都有了定义。人们有时候似乎形成一种思维依赖,一旦出现消极事件人们就很担心,是不是应该出台法律对待这类事件。实际上需要并不需要如此。

  关于法国的危险组织清单,据我所知,清单中的组织没有被公诉的,似乎也没有被解散的。

  张千帆:中国的法律是区分正常和不正常的宗教的,在宪法中有相关的规定。在1999年刑法中规定了“邪教”,“邪教”组织的行为会受到惩罚。

  从宪法的角度看,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应该得到承认。这样的话,“邪教”怎么办?政府有权力定义某个教派是“邪教”吗?中国经常宣传美国、法国也有“邪教”(cult或sect),但其实夸大和扭曲了这些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确实,在一些发达国家,对某些极端伊斯兰群体的处理也不是那么让人满意的,至少在我们学者看来不满意,但是这些国家的“邪教”后果没那么可怕。法国据说有一张“危险宗教团体”的清单,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教派因此而受到惩罚,至多只是警察可以对某些教徒的活动加强监控。日本奥姆真理教的法人资格被最高法院取消,但是教徒仍然能以该教的名义活动,因为绝大多数奥姆真理教的教徒不主张暴力活动,其中大多数人已经通过注册其它名义进行活动。

  在中国,“邪教”这个概念很容易被滥用,而且后果特别严重。因为一旦被定性为“邪教”,全部的宗教信仰和活动自由统统被剥夺,所以定性过程必须谨慎,以避免权力的滥用。在定性之前,政府有义务公开有关教派的全部教义。不能断章取义地截取几句教义就匆忙定性。否则很危险。政府应该原原本本地公开相关教派的全部教义,无论是在平面媒体还是网上,这样才能让社会检验这种教义究竟是不是坏的,而且即使教义中有教唆犯罪的成分,还应该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种教义确实产生了犯罪行为。

  

对宗教自由的限制问题

  

  华莱士:关于对宗教自由的限制,需要指出和关注以下几点:第一,某一种宗教宣扬恐怖主义,或者是触犯了人们所公认的《刑法》条款,这样的宗教是受限的对象。第二,对一种宗教的限制是否会侵犯一些基本人权。第三,这种限制是否可以确保其他的一些正常的宗教可以尊崇特定的教义。第四,宗教的限制是否意味着打算把一种宗教观点彻底抹杀掉。

个别宗教中的恐怖主义倾向以及政府关心稳定的思路,是目前阻碍宗教自由的两个主要障碍。另外一些例子包括:政府拒绝承认某些宗教,可能不给传教士发签证,有时候他们可能把一种宗教界定为不法宗教。任何的障碍都会阻碍一个真正的公共宗教的自由。

  何其敏:宗教作为社会资本具有非正式制度的身份,可以成为国家管理和社会调节的重要手段。在法治治理路径上首先要考虑到自由的精神寄托是人性最深沉最本质的感情。为此宗教与民族的多重关系从宗教作为社会资本的角度考虑,宗教法治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法,而应该将宗教作为多种社会角色的存在予以规范性管理。宗教活动的自由和限制是实现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关键问题,但是,自由与限制之间的界限由法律确定也会出现很多问题。虽然法律着眼的是外在行为,但即使外在行为的界定也是非常困难。应当对宗教作为社会资本的意义来理解。在现代中国,宗教现象往往不单纯是宗教现象,而是加入了族群因素。需要思考“法”的广度和效用、“治”的限度和目的。

  韦杰礼:宗教的自由在操作上应该有限制,不能依照宗教信仰对你的邻居开枪。这些限制应该考虑,关键是如何界定。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宗教信仰无限制的表达自己,他们必须得受一些限制。但是不能视国家在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中是自动的不偏不倚的角色,国家自己也是通过文化的过程演变而成的,它们自己也反映了文化的观点,尽管它们会觉得他们是不偏不倚的在运作。但是一经审视就不是不偏不倚的,北美国家对于本土宗教的反应就是如此,他们完全不鼓励本土宗教的扩张,他们没有足够的理由,但是却实行强迫和压制。这些国家本身必须自我批评。

  张千帆:关于对宗教信仰的一些限制,比如说中共党员不能加入某些宗教,或教徒不能担任某些公共职务。这些都是对教徒和宗教的歧视,也是对信仰自由的限制,显然是和中国宪法第36条的规定不一致。按照第36条,政府不应该强迫人们相信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应该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如果只有放弃信仰才能入党或担任公职,显然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歧视和限制。

  关于宗教场所的问题。其实任何国家的法律对宗教场所都有限制,某些地方是居民区、某些地方是工业区,所以不能建教堂。这主要是一个城市规划问题,在一般国家,这只是一个程序性限制。如果在可以建教堂的地区申请修建宗教场所,政府是不能限制的。但是在中国,这种程序性审批被实体化,就对宗教活动自由产生非常大的限制,还人为产生很多所谓非法的地下“家庭教会”,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政府指定的教堂中活动。从各地的宗教群体性事件看,政府对宗教场所的人为限制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制度保障,人为压制产生的宗教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为了能够实现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政府应该消除这种行政管制和歧视行为,把宗教组织作为正常的社会组织加以看待。

  

关于政教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