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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宪法财产制度的历史回顾

作者:甘超英   点击量:7495

新中国宪法财产制度的历史回顾


甘超英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要】2004年的宪法修改应是我国宪政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发展重大性的一个理由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宪法修改完善了第13条的财产权制度,一般称为“私有财产权入宪”。本文对六十年法制建设中宪法有关财产权规范,按其时间脉络进行一下梳理,简单回顾和分析不同时期宪法财产权规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理等社会背景的演变。按新中国宪法发展的时代,分别对包括《共同纲领》在内的五部宪法文件的所有制和财产权规范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对所有权和财产权的六十年宪法发展作了一个总结,同时特别提到了八二宪法实施过程中的“良性违宪”讨论,强调了财产权认识的历史性问题。

【关键词】宪法;所有制;所有权;财产权


【英文摘要】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sued the latest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in 2004,It wouldb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vents in Chinas constitutional history, because these amendments have perfec-ted constitutional norms of property in accordance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is is generallycalled “the private property entering constitution”.This article made a overall review of property norms inChinas several constitutions during last 60 years,and mentioned relevant discussions about “good breaking ofconstitution”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82 constitution,and pointed out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 of idea ofproperty.

    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国宪法已走过六十年历程。身历最近三十年经济的沧桑巨变、国家之日益强大,深感变化之不易,恍如隔世。回顾新中国5部宪法的经济规范,可以发现这种感觉或意识的制度性渊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尽管人们现在对改革开放前即1978年以前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很不以为然,但那是历史造成的,这个历史背景不仅包括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包括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所以,“历史地看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即应在考察宪法规定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分析并评价宪法规范,才有可能裨益今天。不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我们在考察1949年以后中国宪法中有关财产权的规定、甚至是八二宪法的规定,于今而言,亦属历史,其结论自然会有褒贬。由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且由于今天的巨大成就使过去变得相对渺小,我们对三十年前的新中国宪法经济史之评价,必然贬损多于褒扬。笔者认为这是必要的,否则就难于解释今天的进步,也难于说明今天进步的合理性。
    一、有关财产和财产权的一般认识
    (一)古代中国的财产观
    公元前200多年,汉高祖刘邦在进入关中地区时曾与秦国父老约:“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3]虽然不能说中国古代已经有了明确的自然权利观念,但至少在那时,除自由外,洛克所阐述的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这些基本的自然权利,就已经是中国法律的主要关怀了,通过“盗”的抵罪,间接将财产与生命和安全并列为最重要的个人利益。
    “约法三章”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绝不代表财产权的形成,因为法律保护财产不能说人民就享有权利。当社会的一切领域都处于皇权的绝对控制下时,拥有个人财产的事实,并不能形成一种与公共权力相对抗的个人权利。如果中国古代的人们想到了抽象的权利,并形成了抽象的权利观念,那么,这要么发生于并无绝对皇权统治的时期,要么仅仅作为观念形态存在着,不可能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所以人们说中国古代无权利。[4]因此,在绝对皇权统治下的古代中国,固然没有法律权利,但却有观念上的权利即权利观,否则,一个很早便进入文明时代的古国不可能存在如此长久,因为既然权利是天赋的,天赋权利其实就是权利观,皇权统治不可能剥夺。中国古代有着对权利的基本理解,成为我们今天得享法律权利的文化基础。近代以后与古代的不同,只在于个人权利对国家的意义发生了改变而已,现代国家中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护人们的财产能力。[5]而中国古人对权利的理解,恰恰就是从财产利益开始的。
    中国古代较早论述财产利益的人当属墨翟。墨子认为,“欲正权利,(且)恶正权害”。[6]他还进一步解释了“权”、“利”:前者表示“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亦非为非也,权,正也”,即判断事物的一般标准,可理解为“正当”。[7]“利”就是“所得而喜也”;“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吴毓江先生的训诂说,墨子的意思是,“利基于主观之喜悦,同时以不妨害他人为限,若妨害他人,己虽喜之,仍非利也”。[8]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把墨子的“利”理解为权利,因为在墨子那里,“利”就是一种相互关系:[9]这种看法早于康德两千年。[10]因而,在笔者看来,现代中文以“权”和“利”结合而成的所谓“权利”,就是指获得社会认可的“正当的利益”。墨子对“权利”的阐明,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首先,他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人的权利观奠定了语言学上和观念上的基础。其次,其他古代思想家也讲“权”、“利”,但多数是从哲学上或统治学或政治学上进行考察,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统治;而墨子的“权利”观最接近现代理解,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探讨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尝试,所谓“交相利”,其重点就在于普通人的利益,他的“权利”,是对财产的一种正面价值肯定。最后,与本文所探讨的问题相联系,最重要的是,墨子对“权”和“利”的分析,本原上就集中于个人财产权,可以说,除墨子外,先秦思想家尚无进行这类讨论的;由此还可以说,最符合现代需要的中国古代权利观就是墨子的权利观,这种权利观就是财产权观,“权利”就是财产权。
    不过,儒家有关财产权利方面的看法,是中国古代社会一般人的正统财产观念。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11]儒家否定上文所说的墨子的“权利”,[12]但并不否认“利”,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13]肯定财产是人们希望得到的,但如果为富不仁,宁可不要财产;他还要人们“见利思义”,[14]即在利益面前应先考虑利益是否符合道德。所以,儒家与墨家的首要区别在于把“义”和“利”作为对立的社会价值而绝对分开;然后,在“义”、“利”之间,任何时候都将“义”放在首位,而“利”则在任何时候都被放在末位,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15]就是儒家在观念上对个人享有财产权所作出的最大让步,而其极致就是理学家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导。[16]孤立地看待儒家的这种义利观,我们不能说它是不正确的,但如从儒家财产观的整体看就有问题了:第一,儒家的权利观区分了“士”与“民”,且认为“士”的观念应作为社会一般观念标准,所以,很难说“民”对“恒产”的要求具有正当性,也即从理论上否定财产权对个人和对社会的意义。第二,与墨家“义”、“利”相关的思想不同,儒家首先把二者作为对立的价值观来看待,非此即彼,讲“利”便悖“义”,反之亦然;第三,儒家—特别是宋以后儒家—更强调统治秩序,如果从统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本应为社会普遍道德标准的义、利的判断权就归于君主了,而君主的考虑总是“义”而非“利”,从而使历朝历代的社会秩序的选择高于权利的选择。总之,儒家有关私有财产的贬损态度,对国家判断个人私有财产及其权利的地位一直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财产观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财产观念上飞跃式的进步。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中国人传统财产观中引入了最广义的“公共财产”的概念,即社会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公共财产概念的核心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17]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公共财产是指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有。一者,这里的公共财产当然不同于中国古代封建制下“莫非王土”的概念,“王土”的表述可以被理解为最早的国家财产概念,同时也可理解为最早的“权力经济”的概念。[18]二者,这与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财产的概念有别,后者主要指民法意义上的国家财产,不包括主要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还为中国人带来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公有制的矛盾及分析,证明了公有制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这些都构成了新中国宪法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正是在上述第二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财产观与中国传统财产观发生了某种结合。至少在改革开放前,现代中国的财产观是古代中国财产观的某种延续,一种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架起桥梁的财产权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罪恶,是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广大人民的贫困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9]这些社会问题必须解决,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它不可能消除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20]由于生产力本身不受人们意志左右,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改变生产关系,即使财富的占有、生产和交换社会化,而这个任务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因此,按照历史的规律,“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21]由此,“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2]
    与前苏联的“十月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承担着两项任务:一是“救亡图存”,二是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两项任务的根本指向,其实就是一个:使中国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假如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两项任务的完成需要资本积累,而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积累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人民否定了资本主义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以及实践这个学说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强大的国家,再依靠国家强制力集中社会经济力量以完成“积累”,从而使中国变为工业国并彻底地“救亡”。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论断的政治经济学证明。
    进一步说,国家权力式“积累”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对私有财产完成两项民族任务之能力的否定,儒家财产观恰恰提供了这个前提条件。如上所述,宋明儒家理论的最高境界是“存天理,灭人欲”,否定个人财产对个人本身的价值;虽然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个人财产对个人本身的价值,但否定个人财产对社会的价值。[23]因对个人财产的这种相同的否定态度,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财产社会化或公有化的主张和剥夺私人生产资料的主张时,便不见很大障碍。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在基本方面成功地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现行宪法序言第六段)。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亦有一些重大问题,为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具体问题及其具体解决主要是:
    第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成功建立了政权,使这种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24]直接确立为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形式。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通常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经济制度的内容,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更实际地说,在国家经济决策中,“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于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选择”,同时,当国家对自己的社会特点没有清醒的认识时,即没有按照客观状况对意识形态中国化的发展时,它还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自由,从而至少迟滞了经济发展的脚步。[25]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过程,对八二宪法的历次修改,既使经济制度适应了人民的需要,又在经济政策上摆脱了教条的影响。
    第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经济上废除了私有制,从而使抽象的意识形态获得了权威的地位。然而,从革命实践看,中国革命的本质是无产阶级革命,要求废除私有制;但革命的胜利,在主体方面其实是依靠农民获得的。[26]因此,在革命过程中,我党就必须以革命符合农民利益来号召农民参加,即保证还农民以土地,而小农经济就是私有制!所以,革命的目标和革命主力军的目标是矛盾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关键是使生产力获得极大的发展,否则,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度里,废除私有制的目标不可能最终实现。然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通过宪法的和政治的措施致力于解决上述矛盾,消灭私有制。如果我们把我党“还地于民”的主张看作是与农民签订的“契约”的话,1958年及以后的宪法实践就是违背了与农民的“契约”,从而导致全国大多数人民在经济生活中的消极。1978年的农村改革及在宪法上的反映,实质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三,废除私有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它还大大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感。尽管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标志是解放了城市。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共产党很难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打败国民党、进入城市。正是在红军长征后吸取了土地革命的教训、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同盟关系的基础上,革命才较快取得了胜利。[27]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与民族资产阶级等城市进步阶层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的统一战线关系,两个本是对立关系的主体共同推翻了暴虐的国民党政权。1949年解放后,本来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相处甚欢,政府承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只是在斯大林的点拨下,1954年宪法在实质上排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1956年进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使中国资产阶级丧失了他们的财产,同时也丧失了与共产党之间的信任关系。又一项“契约”关系消失了,而这个契约中失去财产和政治影响力的一方,恰恰是中国社会的精英。改革开放后,在政治上和宪法上重建统一战线即“爱国统一战线”,以及恢复和加强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其重大意义就在于恢复传统中国社会精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积极地位和作用。
    第四,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人的私有制是一种罪恶,废除私有制是消除罪恶根源的唯一选择,而废除的实质是剥夺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社会任务,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消灭多数人的贫困状况,在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还多了一重任务—使国家尽快变得富强起来。为完成这些任务,经济上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剥夺私有财产。[28]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这些任务之间可能产生矛盾,国家富强需要人民做出牺牲,人民生活的改善又可能消耗建设所需资金;两者之间,国家富强是第一位的。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需要国家处于经济的主导地位上,国家权力的强大却会泯灭个人的活力。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事实上,“资本主义罪恶”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类一部分本性的反映。事情就是这样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为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否定人性论和抽象的人权;另一方面,人类本性最终要使长远的理想屈从于现实条件下的人类本性。现实的人多数只考虑生存得更自我、更安逸,人类的每一进步都受着“好逸恶劳”意识的支配。[29]至少在“物质极大丰富”前,[30]所有人类群体都受这一愿望支配。所以,现阶段私有财产不可能取消,而消除“罪恶”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31]故而冯·米塞斯说:如果社会主义者曾经卖过热狗,他们就知道市场的作用了。[32]可以说,在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实践中,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直到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方才使矛盾得到了化解,而化解矛盾的关键却是从解放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开始的。[33]
    如前所述,中国儒家思想不否定人们有权获得和拥有私有财产,但贬损私有财产对完美的个人的意义,这种态度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否定私有财产在现代中国的合理价值的心理基础,但却违背了人们的现实愿望。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34]然而,我们一直都不认真考虑“多些”或“少些”的问题,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没有”或不应该有兽性。[35]
    对私有财产的完全否定也违背了经济规律,如顾准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初期就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仍是商品经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就仍会起作用,如不遵循这些规律,中国的计划经济就必然导致经济的困境。顾准严谨而远见卓识的论证并未成为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理论,使国家走了很长的一条弯路,[37]最终在1978年以后才不得不使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由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制度都是运用政治统治的力量建立起来的,故而经济制度的演变得以在中国宪法性法律的演变中均得到了体现。
    (三)有关宪法公共财产性质的一点看法
    首先应说明,1949年以后的中国宪法性法律及宪法学著作中,总会出现“公共财产”或“公共财产权”的说法。严格意义上说,财产可以为国家所有而成为公共财产,即全民的财产,但这并不构成为一种权利。[39]权利只能是相对于其他地位平等的主体且独立于公权力,宪法上的权利则只能相对于公权力而有意义,是为个人或民间组织对抗国家可能的侵犯而形成的一种请愿权及其市民社会条件下的发展。[40]然而,所有公共财产的形成、运作、消灭、保护等等各方面,都是依据公共权力的,在民法意义上可以成为权利,以宪法意义而论,现代公法上的国家或政府无权利,政府对于公产的所有和管理,是政府对人民应负的责任,是一种公法上的义务,但绝非权利。进一步说,国家财产本质上根本不是一种权利,而是国家活动的一种形式即一种权力表现,因为在公权力庇佑下的公共财产与个人财产地位不平等。当然,从积极意义上看,财产为国家所有可以被假定为一种最高形式的分配正义。[41]这种分配正义可以形成社会的真正平等,一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但它的危险性也是很大的,一方面,它对掌握权力的人有着很高的道德要求,一旦掌权者不具备高度道德,这种国家掌握财产的分配正义就会崩溃,使社会回复到最不正义的财产权“自然状态”或者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狼一样的关系”中去;另一方面,即使掌权者认真固守这种分配正义,除他和他的同事以外的社会其他人,都会成为国家的奴隶,个人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国1949年以后的经济实质是:社会在财富分配上总是趋于平衡的,社会还会按照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来分配财富,而社会地位的形成与财富总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已经形成财产权观念的条件下,以革命手段强制剥夺一些人的财产归国家所有虽然不无不妥:对于官僚资本的剥夺没有异义,但对其他一些人的财产剥夺就总会留下伤害—不仅是政治上的抑且包括情感上的伤害;而进一步将这些人的财产剥夺后给予另一些人,其情感伤害就更大了。所以,中国分配正义在1949年未完成,因为它是靠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而建立社会经济体系的。在国家职能转变时,即在改革开放后,这种矛盾便显现了出来,故要重新完成分配正义,以达到社会平衡。
    不过,应当看到,在建国初期的历史事实是:绝大多数人民不仅赞同对私有财产的剥夺,而且赞成经济公有,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的剥削、压迫和生活的不确定,渴望过上一种安逸的、不再为生存前途忧虑的生活,也渴望通过建立强大的公有制经济而使国家本身强大。[42]中国共产党是反映最广大人民要求和利益的政党,因而当时的我党经济公有化宗旨符合当时的广大人民需求,可能只是方式上太过整齐划一,因而造成了一些伤害。中国革命胜利之初对私有财产的剥夺因两大历史任务而成为历史的必然,同时由于这种剥夺本身存在着的上述几点弊病而成为权宜之计;在工业体系基本建成后,以发挥私有财产的积极性而促进经济的大发展,又成为另一个历史的必然—改革开放的必然。建国以来,起着根本法作用的宪法文件计有5部,即1949年的《共同纲领》以及1954年、1975年、1978年和八二宪法。作者按照财产权规范上的特质,将它们分为三类,其中《共同纲领》和八二宪法单独予以阐明,而将另三部宪法则被归为一类。
    二、1949年的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是“建国初期的临时宪法”,[43]也可称为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人民间达成的共同执政的“契约”。《共同纲领》的经济目的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具体体现在第3条规定中,其内容多半是财产权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这条及其他条文的规定奠定了后几部宪法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一,政治上宣布封建经济和半殖民地经济的被推翻,要求建立中国人的民族经济。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质就是民族革命。[44]所谓“成果”一词,是我国宪法中的一个特定用语,直指权利的政治性分配。在新中国建立时,所有人民的财产权都决定于国家对个人政治倾向的判断。第3条分配和保护财产权的依据不是法律意义上占有社会财富的正当性,而是政治上的阶级性。不管一个人实际占有财产的状况,贫农永为贫农,地主永为地主。这种现实存在是革命的一种惰性结果,是一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存在。马克思说,资本家和地主不应对剥削关系负个人责任。[45]而我们建国初的做法却恰恰相反。
    第二,法律上它规定了允许什么经济存在和不允许什么经济存在,也就是用上层建筑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开始。应当说,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违反经济规律的致命之处,因为经济本应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46]经济的扭曲在于:一方面个人被限制了主动性,另一方面国家将因此而负担起养活巨大城市人口和单独进行经济活动的重任。集权体制就是这样回归中国的。尽管毛泽东意识到跳出中国历史“周期率”的关键在于民主,[47]但国家不可能在这种财产制度下实行民主。[48]
    第三,对于与帝国主义有关的那一部分官僚财产实行无偿征收,这是正义的措施。然而,但凡革命措施,往往被历史证明是短见的,因为革命本身就不需要“慎思”。如果国家强大到可以大规模地剥夺私有财产,那怕是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那么也就意味着其他那些部分人民的私有财产也可以被国家以某种名义予以剥夺。历史证明,后来社会各革命阶级的财产都被逐一剥夺了,只有工人阶级没有财产可予剥夺。
    第四,本条中所说的“人民经济”,是指国家的经济职能,认为只要发展“人民经济”即国家经济或国营经济,中国就会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里隐含的主语其实是“国家”,人民需要由“国家”为代表去发展经济。从这一方面看,“人民经济”就是公有制经济,因为“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约等于工人和农民,他们发展经济就要掌握生产资料,而他们本身不可能都成为老板,只有国家代表他们成为老板(事实上也是他们的老板)。在新民民主义经济体系中,国营经济为主导,这就必须使公有制经济比资本主义工商业强大,对于国家来说,最容易的、最有效率的做强方式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消灭私有制经济。
    第五,除第3条之外,《共同纲领》还用第四章整章15条的内容规定了新中国的经济政策,第26条对经济建设方针和目的作出了规定,特别强调“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其他条文分别规定了建国初期各种经济形式的地位和作用,规定“土改”为政权首要任务(第27条);之后才规定了国营经济的性质和地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28条);第三位的是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29条);最后规定的是私营经济,鼓励它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第30、31条)。根据这些条文,构成“人民”范畴的社会各阶级的排序是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在工人之前,与后面的四部宪法有着很大不同,反映了建国初期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地位;对资产阶级没有明确的限制性条款,反映了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性质。
    尽管有若干潜在问题,《共同纲领》经济规定的成效是主要的,它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财产权意愿,建立起了真正的民族经济;它肯定了多种经济形式的合法地位,对财产权的保护因素大于剥夺因素。正是在它的经济模式下,我国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国民经济在三年内就基本稳定和恢复了。可以说,“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共同发展,是其经济制度成功的基础,也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经验。
    三、计划经济下的三部宪法
    建国后几年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原本对《共同纲领》的实施和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非常满意的,但正是在斯大林的点拨下,制定了1954年宪法,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除为了使政府通过普选获得合法性的目的外,关键目的在于剥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建立“一党政府”。[49]为此目的,就要剥夺资产阶级的经济手段,因而,这部宪法通过后,中国逐渐完成了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虽说制定于国家非正常时期,[50]一般认为是两部制定得较差的宪法,但事实上,两者在经济目的、经济模式、财产权规范等方面与1954年宪法并无二致,是1954年宪法的进行时和完成时。[51]正是在这种认识上,我们可以说,这三部宪法在经济制度设计上一脉相承,可以归为一类宪法,即计划经济时期的宪法文件。
    1.经济任务、目的及手段
    首先分析1954年宪法。它在有关经济和财产的规定上,针对宪法的经济任务和原则,在其第4条中规定:国家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部宪法的序言在第二段提出了改造任务,第4条则是具体规范。这是过渡时期的国家任务,即要完成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过渡完成后,社会性质将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经济改造的最终社会目的。[52]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放在较前的第4条规定了,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个“根本问题”。[53]与序言的表述相较,它用规范性语言指出要依靠两方面的力量实现消灭剥削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一是依靠国家机关即用国家权力的手段规范和改造经济制度,在这里,经济规律的作用是很小的,人们事实上认为,人民国家的先进性可以超越和控制经济规律;二是用社会力量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和实施这种改造。[54]上述《共同纲领》第3条规定国家“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但1954年宪法第4条则要“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意味着在政权性质没有根本性变化时,国家以意识形态为依据,人为地将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对立起来,事实上宣布私有财产即将成为非法占有,因而应予消灭;同时,这也就意味着政治上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共同”的终结,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也将随之下降。
    七五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的经济任务,因为它的重点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即规定于宪法序言第三段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不过,除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外,它在第6条中延续了五四宪法有关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规定,并特别强调这种领导作用。严格按照“领导”的含义,这意味着国营经济即国家有权向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下达命令,也即国家是全部经济活动的决策者、施行者和指挥者。
    七八宪法是国家开始转向经济建设的宪法,在“继续革命”和公有制经济的“领导地位”上与七五宪法并无二致,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任务。[55]然而,由于政治原则仍遵循七五宪法的“继续革命”,手段与目的相背离,在经济上难有大的促进作用。
    五四宪法第15条规定了经济发展的目的,即国家用计划指导经济发展和改造,从而提高生产力,“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作为国家经济任务的计划和改造,在这里变成了实现经济目的的手段。这条规定反映了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目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加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56]本条与财产权没有直接联系,但却以特定的经济模式规范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形式。第15条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计划经济模式,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形成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57]计划经济曾经在苏联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中国强调计划的结果是把计划本身当成了经济目的。这可能是这种经济模式的自然趋势,尽管遭到建立计划经济的斯大林本人的反对,[58]但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目的的异化。计划的权威相当于国家的权威,计划的破产就可能意味着国家权威的破产。所以,这条宪法规定被认真执行了,但却没有达到条文任务,相反,国家却在条文实施过程中无比地强大了起来。
    后两部宪法的经济目的与五四宪法没有区别,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留下了时代的印迹。
    2.所有制形式
    五四宪法的一个突出特色是其“总纲”的主要内容大量规定所有权制度,20条中就有12条是有关经济制度即所有权制度的。从这部宪法开始,国民经济体制就依据参加经济活动的人群之阶级属性而规定了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地位,其中国家所有制经济地位最高,其次是合作社所有制,最低的是资本家所有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复活了等级因素:人因阶级而分等级,经济因与阶级联系也分成了等级,不同等级的人们享受不同政治待遇,不同等级的经济享受不同的经济待遇,其中待遇最低的就是私有财产及其主人。[59]
    宪法接着在第5条列举了四种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这是当时的几种合法经济形式,其中资本家所有制在1956年的“私有制经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迅速消失,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在“文革”中几乎消失,到七五宪法时基本上就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了。
    第6条规定了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国营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实现私有经济改造的“物质基础”,并规定“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这是宪法最早确立国营经济社会主义性质和统治地位的宪法条文。国家权力造成的经济主体不平等是计划经济所必备的条件。[60]还要注意一点:第2款的规定以及后面的第8条都表明,当时的土地—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还属于私人所有制为主,国家还没有将城市土地收归国有,农村土地还是农民所有制。
    公有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集体所有制—在第7条中也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宪法中,规定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和部分集体所有制,前者定性为社会主义经济,后者为半社会主义经济。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任务是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对象是“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劳动群众”,即指小业主—后来的“个体户”,他们集体经营,买卖自主,所以是“半社会主义经济”,被称为“过渡形式”,说明其命不久。[61]
    第8条规定农村经济形式及其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实际上的公有化条文,虽然从这个条文的第2款中根本不能得出必须把土地所有权交给集体的结论,实际上是要求农民交出土地所有权。尽管土地集体化以自愿为形式,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威权和运动的结果,个体农民很难自愿走向集体所有制,所以要“鼓励、指导和帮助”,以实现国家目的。[62]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上的失败自不待言,[63]从政治上说,我们在“自愿”基础上进行农业集体化,是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需要所确定的国家经济公有化目标。因为多数农民并不愿意集体化,所以在政治上也不能建立起有效保障农民个人利益的基层民主决策机制,相反却加强了基层政权对村级事务上的专断控制,基层政权视村庄为“当然的下属机构”。[64]
    至于第3款“消灭富农”的任务,是第4条“消灭剥削制度”规定的自然延伸,但具体为“限制和逐步消灭”,区别于国家对地主阶级的态度;而且无论是对地主还是对富农、抑或是对资本家,“消灭”都不意味着“肉体消灭”,不是绝对意义的“革命”。
    第9条规定了第三个社会阶级即手工业者或“个体户”的经济地位。个体户的法律境地与农民类似,只不过他们生活在城市中,可以利用比较好的公共设施,后来还实行了医疗互助制度。
    第8、9两条规定了“自愿”。但实际上,如果要根据完全的、纯粹的“自愿的原则”或“意思自治”,[65]合作经济永远不可能变成普遍而成为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因此,在和平建设时期,“急风暴雨式的”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是必需的了。处于社会中的人,趋向于服从权威或群体行动,[66]即使有人不愿意,但在群体行动中往往不会抵抗群体。然而,权威或群体本身通常会忽视“具体的人”,因此,任何运动或群众革命总留有否定它自身的因素,一旦“具体的人”变成了多数,或者“具体的人”的利益变成了多数的利益,运动或革命就终止了,社会必然进入一个“具体的人”的时代。这就是 1978年以后发生变革的一个社会学原因。
    第10条规定了资本家所有制:国家依照法律对它进行保护,但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先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最终以全民所有制取而代之;而且其第4款还规定了禁止资本家“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这是一条有完全强制力的宪法条文,用法律规定剥夺个人财产。民族资本家因为这一条的规定,在法律上就完全丧失了经营的自主权,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宪法条文特别指出禁止资本家的非法行为,即规定特定的一部分公民整体有违法犯罪的必然性。这是“先天犯罪倾向论”的结果,或者说是私有财产本身就是一种犯罪。马克思本来说资本是有罪恶的,[67]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把“资本”置换成了“资本家”,在宪法中直接规定某一部分公民有天生犯罪倾向的规范。保护权利但又从根本上否定特定权利对特定人的价值、对特定人群进行道德价值判断,从而证明他们的(经济)存在是不合理的,这是1982年以前中国宪法上的一个特色。八二宪法的一个巨大进步,就是不再对具体的人群进行道德判断了。
    七五、七八宪法时,社会只剩下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实际上是五四宪法实施的结果,五四宪法规定的“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半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没有了。[68]不过,非制度性的个体劳动者仍然存在,在两部宪法第5条第2款中规定了国家允许农业和非农业个体劳动者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从事“不剥削他人的劳动”,但要引导他们逐步集体化道路。当几乎所有这种个体经济在1976年都消失的时候,“四人帮”也就垮台了。
    3.后两部宪法在农村组织上的特别发展
    五四宪法制定时,农民在宪法上还是自治的,故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农村的经济组织形式。然而,在农村人民公社实际存在了17年后,七五宪法第7条第一次将其写入了宪法,其特点是“政社合一”,也即人民公社既是国家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也是一种经济组织,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典型代表。七八宪法、甚至是八二宪法都继承了这一宪法上有“政经合一”特点的基层制度。
    第2款在宪法上规定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意味着农村只在生产队一级按照商品经济规律进行经济活动,而在公社和大队一级主要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则。[69]
    第3款规定,在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农民可以经营自留地,一定程度上仍保障了农民的经济自由,但人们会问:列宁不是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吗?[70]答案就是,在全社会不具备市场经济要素或市场经济有缺失的条件下,处于经济生活边缘的农民,其家庭副业和自留地不可能在农村发展成资本主义经济,况且当时基本上不存在固定的、合法的市场交换行为。[71]所以,只是在此前提下,极左理论认为国家仍可容忍一定的私有制因素。[72]另外,在实践中,当一个村庄中有工业能力时,以生产大队为主要核算单位;没有工业能力的,一般以生产队为主要核算单位。
    七八宪法的所有制规定直接继承了七五宪法,区别只是技术上的,如以“基层组织”的用语代替了七五宪法中的“城镇街道组织”、“人民公社”或“生产队”,主要原因是当时正在酝酿取消人民公社的制度。
    第6条与七五宪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第3款删去了“其他生产资料”,因为经过“私改”和“文革”,公民手中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了。
    第7条是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与七五宪法相比有一点不同—更左—规定了向更高的集体形式过渡,即从以生产队向以生产大队、甚至公社为核算单位过渡。不过,七八宪法这种过渡规定的历史背景部分真实,当时部分地区的农民—特别是在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民—已具备很强的“主人翁”意识。尤其是当时大城市周边相当数量的村庄内有了工厂和企业(1975年时便已如此)并已经形成一定生产规模的情况下,一些农村完全可以实行较高的核算制度。所以,在这些地区,向大队为核算基础应不是“穷过渡”。[73]七八宪法的这个规定在国家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转变后,在真正自愿的基础上,才真正获得了生命力,但它自己的生命则因其意识形态上的错误指导而最后丧失。
    4.财产权制度
    五四宪法第11条以后对财产权进行了规定。第11条说: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这里没有出现“私有财产”或“私有财产权”字样,因为我们通常把财产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前面的条款已经规定了前者,所以这里只是强调了生活资料。“合法收入”明显有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合法”,倒不是必须与“非法”相对应,而是表明观念上视“剥削收入”为“法权”上的罪恶,应予废除。在制宪当时,这种观念就曾使人提出建议,将收入定义为“劳动收入”,仅因其不能涵盖公民的银行利息等收入而未被采纳。[74]
    这里有一个问题:公民享有财产权,且这项权利应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为什么我国从五四宪法开始,便总是将它规定在总纲中、而不是规定在公民基本权利这一章中呢?可能的原因有四:一种可能是,在观念上,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整体,必然包括财产权制度在内,既然个人财产也属于财产权制度的范畴,所以,公民个人财产权问题规定在总纲中是范畴统一的要求,这恐怕是主要原因;二则,在次要方面,法律上我们把公民财产权作为公有制经济制度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即只有在公有制经济发达和在人民政权的保护下,公民才会获得和保有私有财产,故而其权利不能构成独立的一类;[75]第三个可能是,设使个人财产问题写在权利一章中,私有财产就一定是一项权利了,而我们内心并不认可这种观念;由于西方人的权利观念以宪法基本权利就是人权为基调,在权利一章中的私有财产就具有了权利的和不可侵犯的性质,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就会被指责为侵犯人权,将私有财产纳入经济制度范围内,理论上也有利于国家的私有制改造;第四个可能是,我们也可以说,把公民财产权规定在总纲中,显示了国家对这项权利的重视。
    第12条规定的内容与第11条有联系: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本条在《共同纲领》中没有规定。在保护问题上与第11条有表述上的区别,第11条规定的是国家保护“合法”财产,[76]此“合法”为实体意义的合法;第12条对此项财产的继承权保护则更多地是程序意义上的保护,即财产的继承要依照法定程序获得权利。宪法的分别规定意味着继承权与私有财产权并非同种性质的权利,然其不同却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宪法特别规定继承权,是德国宪法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共同特点,即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本身不是私有制的根源。[77]
    各国宪法都在规定了私有财产权之后,规定国家对私有财产的限制,1954年宪法当然也不例外,在其第13条中写道:为了公共利益,在法定条件下,国家可以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征购”是一种强制性收购,收购价格是法定的;“征用”意义与2004年修改后的现行宪法相同,意为国家使用而予以补偿。“收归国有”比较特别,是革命成果入宪的表现,也是现在宪法中已经消失的一种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其特点是国家无偿取得土地,[78]主要针对城市土地。五四宪法规定这一条是因为当时城乡土地还不是全部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对城市土地后来就是“收归”,也即国家对城镇人民土地权的“收归国有”是一种绝对的所有权强制转移,作为一项“社会主义政策”的实施,国家对城镇人民没有做任何补偿,其负面后果在今天城市改造过程中才显现出来。
    有学者认为,五四宪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保护私有财产、尊重个人利益成为其“重要价值取向”。[79]笔者认为不尽然,因为如果说到宪法的价值取向,那么,在宪法中就应不存在价值规范间的不一致。如前所述,五四宪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它建立在否定私人资本之社会意义的基础上,而私人资本是那个时代私有财产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宪法的确保护私人财产,但对私人资本的否定便使之不能以保护私有财产成为价值取向。否定资本的社会意义亦使尊重个人利益成为宪法价值取向变得不太令人信服,而五四宪法的真正价值取向实际上是公共利益,因为它强调,在国家属于人民的条件下,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不可分的,是一致的”。[80]而且宪法第14条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这是财产权义务的规定,源自德国宪法传统,为当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所采用。问题在于,五十年代有学者就曾断言,正是这条规定确立了“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原则”以及“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81]
    七五宪法在财产权问题上也继承了五四宪法,事实上自五四宪法以来,后三部宪法的规定基本类似。不过,这部宪法自然有比五四宪法更左的专门规定,其第14条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其一,宪法假定这些人本质上就是不守法、剥削思想严重的人,是“专政对象”,要通过劳动改造他们;其二,他们肯定是“敌人”,但是不是“公民”却有疑问,因为从宪法的文字表述中看不出他们在改造好之前是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而且既然在改造好之前要被剥夺政治权利,那么他们就不是公民了,因为对个人来说,“公民”身份的意义其实不仅在于国籍,关键在于有没有政治权利。[82]
    七五宪法第一次将“按劳分配”原则写入宪法,但并不表明国家鼓励按劳分配,因为当时毛泽东曾以贬义口吻说过:“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所以,七五宪法第1款有三个值得说明之处:一是宪法明确了国家的分配原则,也就否认了按资分配的可能性与合法性;二是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共用的原则,为与后者相区别,所以在它之前写入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无产阶级的口号,作为对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强化;三是“劳动”二字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指一般的体力劳动,个人经营性的活动不能称之为劳动,而“脑力劳动”也在宪法的“劳动”用语的狭义概念之外,故而知识分子和干部每年也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进行体力劳动。
    七八宪法在经济思想与七五宪法一脉相承,与七五宪法的区别不大。第10条在规定分配原则后,增加了一个第2款的内容,规定“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构成了一条没有法律强制力的宪法条文。这种内容是七五宪法所包含而没有写出来的。条文提倡劳动竞赛,又怕“物质奖励”会使人们“向钱看”,所以又规定了两项限制:一是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二是以精神鼓励为主。这条规定为八二宪法第42条所继承,但内容上去除了意识形态的要求,增加了劳动竞赛和奖励等内容。
    七八宪法在财产权或所有权问题上细化了左的经济政策。从这一点看,它就不能适应它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因为“文革”后期国家经济的崩溃危险主要就是绝对公有制的经济政策造成的,以这种经济政策而进行建设,无异于缘木求鱼。从另一方面看,这部宪法的部分规定也为八二宪法继承,如有关劳动义务的规定等。总之,七八宪法是中国第二部“过渡时期的宪法”—从极左向符合实际、或者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基于中国的特点,经济过渡要首先从意识形态的过渡开始,即从思想解放开始。
    四、八二宪法
    七八宪法的政治指导原则是“两个凡是”,[84]本质上与七五宪法没有区别。1978年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真正伟大的革命”,因为它是“行为方式的革命和思想的革命”,[85]其中包括对宪法的全面修改。修改宪法的过程实质上是国家发展方向的调整,是改革开放合法性的获得过程,是真正的“与民更始”,改革开放才是一场实至名归的革命,也即结束“革命时代”的一次真正的革命。[86]
    相对于国家在经济上的历史任务而言,七八宪法被认为不适应改革开放—实质上是经济向国内国外私人经济开放—的要求,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废除私有制,阶级斗争作为其手段,就是要使人们处于经济等级制下,而等级制下是不可能有主体平等的市场经济的;二是在公民权利方面仍规定了鼓励群众运动的“革命权利”,即“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罢工自由,它们被认为不利于改革开放,都对重建或重新引入私人因素的经济构成了威胁。“四大自由”在1980年被取消,罢工自由则在八二宪法中无疾而终。[87]可叹的是,在这两项权利的去留问题上,1982年参加制宪的学者也没有坚持,甚至认为,做不到就不要规定,“因为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无法盼法,大家还觉得有希望;有法不依,连盼头都没有了”,直与一般群众的水平相当。[88]
    1979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一项为国家机构更名、加强人大常委会作用、县级人大直接选举产生的修正案,将“革命委员会”更名为“人民政府”,希望通过去除“革命”二字而表达使政府摆脱“继续革命”道路的意愿。1980年又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取消了公民的“四大自由”。值得特书一笔的是,1979年的宪法修改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修正案的形式部分修改宪法的先例,而且是自1908年开始以来整个中国宪法史上的第一个宪法修正案。[89]然而,这些修改并未原则上改变七八宪法的“革命时代”性质,所以才有了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即八二宪法。
    八二宪法被认为是以五四宪法为蓝本的。然而,这两部宪法在经济目的上完全南辕北辙:五四宪法的经济目的是为了消灭私有制,八二宪法则是为了重新引入私有因素;两部宪法都达到了自己的制宪目的。从社会经济的合理性角度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八二宪法所建立的经济模式,应当是不可逆转的了。八二宪法规定经济问题的条文共有13条,从第六条到第十八条,是历部宪法中规定得最多的。它还经过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部分修正,其条款多数也是与经济问题有关的。
    1.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
    在讨论八二宪法所有制规范之前,笔者应特别强调,所有制形式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密切相关。如前所述,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以政权的力量建立了经济基础,而这个经济基础又构成了人民政权的支撑力量,同时,意识形态对行为的支配作用也非常巨大。所以,中国所有权制度不是社会自然形成的,是社会政治价值的经济反映,如果不解决社会价值观问题,所有权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与五四宪法相同,现行宪法规定的所有权制度以及后来的变化,都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所有权制度的变革绝对不能先于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90]而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主张,[91]并在“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得到了确认。[92]
    1993年修改宪法,在序言第七段中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15条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完成了经济模式的宪法转变。
    八二宪法在第6条中重新规定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即生产资料的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同时坚持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制度功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与前三部宪法没有本质区别。1999年,根据初级阶段的理论,宪法修正案将原来的两款并作第1款,增加了一个第2款,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当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谈到“经济基础”一词时,除现实地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目的外,还意味着公有制经济负有一项历史责任,即消灭私有制。同时,条文隐含的意义是不排除国家权力对经济的直接政治干预。这种直接干预不是经济紧急状态下的特别措施,而是日常存在。然而,在貌似与前三部宪法的规定一致的外表下,八二宪法的内核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与前三部宪法不同,国营经济再也不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而只作为“经济制度的基础”,言外之意,基础之外尚有其他;其次,“消灭私有制”只是从1954年以来中国宪法的一项“惯性规定”,但是,在制宪当时的两个宪法修改报告中,解释第6条规定时,都跳过了“消灭私有制”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解释。[93]最后,我们从下文中还将看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要求使经济基础的历史任务通过部分修宪进一步发生了变化。
    1999年宪法第三次修正,解决了此前中国经济体制的三大问题:第一项解决,以“基本经济制度”来代替“主体”一词。就其意义而言,没有“宪定”主体的经济通常就是平等者的经济,也即市场经济。同时,以“共同发展”的字样定义各种经济成份,说明这些经济成份在此后的经济活动中都处于平等的参与者地位上,满足了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其中“基本”二字在中国宪法学用语中与德国基本法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中的用法类似,具有“普遍基础”之意,[94]从而保证了私有经济的继续发展。第二项解决,“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取消七五和七八宪法中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方式限定语,表明在分配制度上也与西方相同。这样,至少自1999年起,中国经济制度在本质上已经完成了从权力经济向自由经济的过渡。第三个解决就是1999年修正案以“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定,替换了1993年修正案的“正处于”,解除了民营企业家或资本家对今后可能再次发生“公私合营”的顾虑,全身心地投入企业发展,使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经济的舞台。
    有日本学者认为,既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仍保留在宪法中,从规范角度看,就不能说它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另外,既然中国已经在形式上回到了1956年以前的经济状况,那么社会性质上也就只是“新民主主义”而已,不可能是社会主义。[95]这种看法值得思考。
    从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所有制形式看,不仅已经回到了1954年时的状态,而且回到了1949年时的状态,因为还有外国资本的所有制形式及其他所有制形式。不过,目前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国家所有制只占据着经济的“主导地位”,控制着经济命脉性的物质财富,左右着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2)集体所有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城市中已不多见,而即使主要存在于农村,其地位亦已改变,已经不是农民藉以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单位,形成了“双层经营体制”;[96](3)个体所有制完全回复到了以前;(4)资本家所有制也回复了。这些现代“资本家”一般被称为“民营企业家”,宪法上被称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4年对宪法第十段的修正)。其大部分人也属于社会精英,但相当一部分人与1957年以前的资本家不同,他们多数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儒商”的家族背景;改革开放之初不是与外国人竞争,而是与同胞竞争;改革之初也没有完善的法制,也根本不知中国悠久的商业道德为何物。[97]所以,现在的私营企业主所缺乏的,关键是商业道德和民族感,因此不能再称为“民族资本家”。同时,以原工商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基础的民主党派与这些“建设者”们没有深刻的历史联系,在政治上并不能代表他们;同时,他们在人生经历上与中国共产党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共产党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2.公有制形式
    第7条规定国营经济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1993年进行了修改。旧、新条款的区别只在于“国营”和“国有”,这是公有制理论发展的结果。早在1984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出了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相分离的改革方向,被认为是取代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而成为国营企业改革的基本办法,具体做法就是实行承包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98]根据这种分离理论,国家拥有公共企业产权只是所有权概念中的最基本职能,它所包含的经营权职能可以从产权中分离并交给具体的经营者;只要国家控制了所有权,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便不会改变,同时经营权由企业掌握,又使企业摆脱了政府这个“婆婆”,获得了市场活力。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确认了这种理论,把“国营”改写为“国有”。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国有企业总是不如私营企业更适应市场,国家或政府作为所有者,不可能不过问自己财产的事务,所以,就有“抓大放小”的政策,国企改制,“国有”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控”企业了。如上所述,无论新、旧条款,国有经济都规定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这与前三部宪法的“领导力量”不同。1982年的制宪者们已经认识到改革开放不可能让国有经济即政府还去有权向所有社会企业下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