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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端洪论制宪权”系列之四:第三种共和国的制宪权——《共同纲领》

作者:陈端洪   点击量:5572

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的人民制宪权
——论1949年《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建国宪法的正当性
 
陈端洪
 
 
    2009年举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宪法学者作为一种专门意义的担当者、传播者在回溯60年前的伟大壮举时能做出点什么贡献呢?细言之,我们应当选取什么素材?如何诠释历史素材的宪法意义?如何使历史的诠释和民族当下的命运关联起来?于我,宪法学首当其冲的任务是界定“建国”概念的宪法意义。说来滑稽,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个知识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什么?换言之,新中国建国时有无宪法?学界不敢自信地直接称呼《共同纲领》为建国宪法,容易误导人们怀疑其作为宪法的正当性。归根结底,这是针对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作为新中国制宪机构的代表性的疑惑。究其知识根源,此乃对制宪权的无知使然。这个知识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宪法学就断无资格谈论建国多少周年,对六十年来的宪法变迁充其量也只能记录些个流水账。
    本文直面这个知识公案,把建国的本质界定为制宪权的行使,从而理所当然地把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推上了制宪机构的神坛。本文用制宪权的概念重新诠释毛泽东的国体论,推崇毛泽东的“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的远见卓识,据而解析了新中国制宪权主体——中国人民——的复杂的阶级结构。作者对待宪法的正当性奉行内部视角的底线正当性的观念,并且把正当性或代表性区分为真理、历史、程序三个层面,认可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的真理性,肯定时间性或历史理性在正当性论证中的价值,对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作为建国的制宪机构予以整体肯定、具体批评。据此,作者认为,《共同纲领》是建国宪法,但当初产生制宪机构的双重的时间属性和程序性瑕疵注定了《共同纲领》只能是临时宪法,新中国尚期待一部承载一个完满的正当性概念的宪法。另外,基于制宪权的正确知识,本文也附带解决了另一个疑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何时成立的?
 
一、不叫做宪法的宪法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27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这三个文件是新中国立国的法律基础,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三大宪章”,胡乔木在发言中说“这三个文件,都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1]刘少奇9月21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称《共同纲领》为“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2]李维汉在《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中说,“这次会议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制定宪法性质的纲领与组织法。”[3]足见当时的人们对于《共同纲领》的宪法性质并无怀疑。
    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关于“三个根本法”。提到宪法,一般人的意识中只有一个意象,这便是那个叫做《宪法》的法典。在宪法学上还有一个补充性概念叫作宪法性法律,比如组织法。西耶斯在论述民族制宪权时使用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单数的宪法(une constitution),另一个是复数的立宪性法律 (lois constitutionnelles)。中译本把后者翻译为“宪法性法律”本无不可,但“宪法性法律”在中国宪法学上已有约定俗成的用法,不包括宪法文本,因此,为了区别起见,这里姑且翻译为“立宪性法律”。西耶斯把立宪性法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规定立法机构的组织与职能;另一部分规定各种行动机构的组织与职能。”他进一步指出,“第一部分法律,即建立立法机构的那些法律,是由国民意志先于任何宪法而创设的;它们构成宪法的第一级。第二部分法律也应由专门的代表性意志来确立。于是乎,政府的各部分相互呼应,而归根结底取决于国民。” [4]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立宪行为基本符合西耶斯所说的立宪内容,只不过在技术上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独立成册,而把原则性、纲领性的内容简明扼要地归入一个文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而已。这样处理有许多便宜,但也容易滋生误解,让人不容易判定两个组织法的地位。1982年宪法第62条出现了“基本法律”的概念,第64条区分了法律和宪法的制定程序,明确地把组织法律和宪法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即发端于建国初期。
    第二,关于宪法和纲领的区别。1949年11月28日上海《新闻日报》专门作了题为《共同纲领和宪法有什么不同?》的问答式解释,可谓简明扼要,今天的宪法学生鲜有知之者,不妨抄录如下:   
 
    一、什么叫做《纲领》、《共同纲领》?一般说来,纲领指的是政治纲领,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集团,在她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为了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采取一定的方法和步骤,定出他们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并用文字明白写出来,这就叫做纲领。两个或多个政党或政治集团,为了对于共同的敌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就叫做共同纲领。现在我们所称之《共同纲领》,系专指《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言。
    二、共同纲领和宪法有什么不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纲领则是奋斗目标和步骤的规定。宪法是事实上已达到的种种成功的总结,并用立法手续固定下来的东西。反之,纲领是说明现在尚不存在,而应在将来达到喝争得的东西。宪法是说明现在,而纲领主要是说明将来。
    三、宪法和共同纲领既有这样大的区别,为什么我们一般都把共同纲领称为人民大宪章呢?这是因为共同纲领虽然和宪法有所不同,但因共同纲领中已把中国人民争得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利,国家的性质,政府的组织原则等都有明文加以规定,这就使共同纲领带有宪法的性质,所以我们就称共同纲领为“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5]
 
   《共同纲领》既是纲领,也是宪法;是一部叫做《纲领》的宪法,或者说是一部宪法性质的《纲领》。就其对于建国的意义来说,《共同纲领》就是建国宪法,只不过名称叫做《纲领》,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纲领性而已。我们不能因为它包含很多纲领性内容,因为其名为《纲领》而忽视或贬低其作为建国宪法的实质。这里不妨顺便指出,在当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背景下,把纲领性内容和宪法性内容融为一炉或许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不过,后来的制宪和修宪承继了这个传统,使得我们的宪法的规范性常常被纲领性冲淡,规范效力常常被浪漫主义精神所掩埋。
    中国宪法学后来如何判别、阐释《共同纲领》的宪法性质呢?张友渔先生认为,“它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或在制定程序上都具有国家根本法的性质,是当时各政党、各机关以及全体公民进行活动的重要基础,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根本大法的效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前,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6]此论看似昭昭,实则似是而非,自相矛盾。“起临时宪法的作用”是什么意思?大家一定会同意,这意味着《共同纲领》规定的政权组织形式仅具有临时的或过渡性的意义,《共同纲领》本身也将被一部正式的宪法所取代。对此,我无异议。可我要指出,大家忽视了“起某物的作用”这个短语的双重语义中的隐含部分,从而放任“起临时宪法的作用”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流布法学界和政治学界。“起某物的作用”这个短语还原为一个句子就是:甲物起乙物的作用。这包含两层意思:(1)甲物不是(is not)乙物;(2)甲物起乙物的作用(function as)。说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就等于说,(1)共同纲领不是临时宪法;(2)但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也许有人会说,张老说的“起临时宪法的作用”意思就是指《共同纲领》是临时宪法。这种同情的辩护是没有根据的。第一,虽然我没有考证 “起临时宪法的作用”的说法源于何人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煞费心机的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张老是工于文字的名记者出身的法学泰斗,定然不会不假思索地沿用或率先使用这样一个说法。第二,如果肯定《共同纲领》是临时宪法,那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共同纲领》(临时地)起宪法的作用。说宪法起宪法的作用,临时宪法起临时宪法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废话。
    张老为何如此吝啬以至于采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呢?他是怀疑《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的适格性吗?非也。他坚定地说,“它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或在制定程序上都具有国家根本法的性质”。由此可见,他的表述也前后矛盾,无法自圆。一个在内容、形式和制定程序上都具有根本法的性质的文件不是宪法,那还能是什么?无论名称为何,在学理上均当定义为宪法。
    许崇德教授肯定“历史惯常地称它为起临时宪法的作用的共同纲领,这是很贴切的。”言下之意即,它就是个纲领,不过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可他却又说:“《共同纲领》虽然本身不是正式的宪法,只是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但它实际上是名称不叫宪法的宪法,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的临时宪法”。[7]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首创”,因为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经开创了中国临时宪法的先河,1931年6月1日《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样具有阶段性。上述两个约法都没叫做宪法,当然毕竟带有“法”字,而《共同纲领》叫做“纲领”,不带“法”字。许教授也同样自相矛盾。前面说它“不是正式的宪法,只是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这个句子是一个同主语的两个句子的复合:它不是正式的宪法;它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尽管在“宪法”之前多一个修饰语“正式”,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一语隐含的意思还是“它不是宪法”。后面说“它实际上是名称不叫宪法的宪法”,这个句子可简化为它是宪法”。既然是宪法,而且许教授马上直接称之为临时宪法,那就不能仅仅说是一个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的文件。
    为什么把《共同纲领》称为“不叫宪法的宪法”或者“临时宪法”呢?许崇德教授对纲领与宪法进行了区分,并罗列了其宪法性内容,然后论述道,“规定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乃是宪法与一般法律在内容上的主要区别。既然共同纲领的内容大都为应由一国之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共同纲领的宪法属性便是无可争议的了。”[8]这即是说,从内容看,《共同纲领》既具有纲领性,也具有宪法性质。他还从另外两个角度论证了《共同纲领》的宪法性质,一个是宪法的“母法”作用,另一个是制定机关的特殊性。1951年制定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一条宣示依据《共同纲领》第十七条,1953年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一条宣示依据《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这是用后来的客观实效(efficacy)的事例来佐证,但是如果置身于《共同纲领》通过的时间点的话,这些证据是不存在的,可见这种论证可有可无。况且,实效性不能回答效力(validity)的问题,前者是社会学问题,后者是规范性问题。许教授的第三条理由是,“何况共同纲领是由特定的机关——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在外国一般是制宪会议)产生,而其他的一般法律则由政协全体会议授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外国是议会)制定通过的。”[9]此语触及了根本的论证,却又欲道还休。
    关于《共同纲领》作为根本法的效力,最明确的宣示就寓于该纲领序言的最后一句(实际上是两个句子)之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这个句子的基本逻辑结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普遍遵守。所谓“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共同纲领》,就是指《共同纲领》具有法律效力,或者说就是法律。为什么《共同纲领》具有法律效力呢?首先,其效力不是来源于任何先前的更高的法律或者基本规范。这样的法律是什么法?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它的名称叫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由此可见,张友渔先生的“起临时宪法的作用”的说法冲淡了、模糊了《共同纲领》自身旗帜鲜明的效力主张。既然《共同纲领》的法律效力不是来源于先前的更高的法律,那么,其效力就来源于制定机关——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权威。这样的制定机关,在宪法学上就叫制宪机关。为什么制宪机关具有最高的权威?因为它代表了主权者——中国人民,它的意志就是主权者人民的共同意志。
    我主张《共同纲领》是建国宪法,坚决抛弃“起临时宪法的作用”的陈词,绝非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在补做一项基础性的知识工程。我试图用政治哲学和宪法学的专业语言诠释建国行为的宪法意义,正确认识新中国的制宪权主体、制宪的过程及其独特的正当化的逻辑。
 
二、建国与制宪
    不敢直接承认《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宪法的学者们,不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否定它的有效性,因为他们公开承认了这个文件的宪法作用;也不是因为《共同纲领》的名称不叫做宪法,或者因为其纲领性太强;更不是怀疑其内容的道德性。无论他们如何口口声声说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但骨子里对于这个机构的性质还是缺乏知识自信,因为他们没有用制宪权界定建国,缺乏一个关于新中国的制宪权主体的正确概念,没有正确理解制宪权与制宪程序的关系。
    在宪法哲学上,什么是建国?什么是建国时刻?共和国的建立(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最本质的内涵就是人民制宪权的运用,共和国的建国时刻(the founding moment of the republic)即是一个完满意义的制宪时刻,宪法是国家的出生证和国家的法律计时的开端。依据这个观点,谁代表中国人民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宪机关。这就理所当然地把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推上了制宪机构的神坛,把《共同纲领》推上了建国宪法的神圣地位。
(一)建国是制宪权的行使
    建国一词在实践中有两种基本用法,一种是指美国式的建国,另一种是指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式的建国。1949年新中国的建国属于后一种。美国式的建国是在不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提前下的人民的结盟,在国际法上这个新结盟体称为新国家。新国家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1)独立,指殖民地或附庸国和被保护国取得独立而建立的新国家;(2)合并,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国家合并为新国家;(3)分离,指一个主权国家的部分领土脱离母国,建立一个新国家;(4)分立或解体,指一国完全分解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新国家。[10]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建立是在一个既定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因发生革命而引起的政体变更,即由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用中国宪法学的语言来说更准确,是国体变更,也就是原有国家之内主权者的变更,即由君主主权转向人民主权。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国际承认称为对政府的承认。对新政府的承认意味着对旧政府承认的撤销。承认者必须尊重新政府拥有的作为国家合法代表的一切资格和权利。1949年中国革命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后一种类型,发生了对政府承认的问题。虽然中华民国称为共和国,但是正如《共同纲领》序言所宣示的,国民党政权是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解放战争胜利宣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鉴于主权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把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称为建国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用法。这并非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1949年诞生的。
    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两种性质的建国虽然存在上述重大差异,但二者均为共和国,都实行代表制民主,可以在同样的知识基础上得到理解。卢梭和西耶斯是这个知识基础的两个代表性人物,前者系统性地论证了一个纯粹的和直接的人民建国的理论模式,后者在前者树立的人民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勾勒了代表制政治社会形成的“简明的理念序列”。
1、纯粹的和直接的人民建国:纯粹而直接的人民建国模式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设想和论证的,是关于在一个极小的地域范围内的众多个体如何结盟为一个政治体的模式。无可置疑,社会契约是建国的第一步骤。在缔结社会契约的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 [11]易言之,社会结盟创设了一个“一”,即一个政治主体,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人格。但社会契约缔结后是否就存在国家了呢?这似乎是个问题,因为卢梭说,“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的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的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12]由于卢梭的这个“一”是可以直接出场的,所以卢梭说这就是国家。然而,卢梭此处所谓的国家还不是完整的国家,因为这个时期政府还没有创设出来,尚需通过人民集会来决定政府形式并选举任命政府成员才能赋予这个政治体以实际的行动,这个政治体才能进入常态政治。用道家的话来说,由这个公共人格分化出主权者,创设出政府是“一生二”,而“臣民”的出现就是“二生三”。于是才有了“三生万物”,即政治万象的日常存在。因此,直接的人民建国有两个基本步骤:一是社会契约;二是政府的创设。
    在直接的人民主权下,是否需要宪法呢?“为了规划全体的秩序,或者说为了赋予公共事物以最好的形式,就需要考虑各种不同的关系。首先是整个共同体对于其自身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全体对全体的比率,或者说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13]而这个比率是由比例中项的那个比率所构成的,正是在政府中我们发现了这个比例中项。他认为一个合法稳靠的政权必须符合平衡定律,即“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至于具体的比率是什么,这取决于一个国家人民的状况,包括疆域与人口,历史,风俗等。规定这种比率的法律就叫做政治法,并且如果这种法律是明智的话,我们也不无理由地称之为根本法。[14]这即是说,宪法是对一个政治体内在的最合理的比率的根本规范。可见,宪法对于任何政治体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过对于卢梭的政治体而言,根本法无需赋予高级地位,因为每次立法都须得主权者——全体公民——出场。
    那么,宪法应当由谁来制定呢?卢梭认为,“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为此,他引入了神秘的立法者。但是,立法者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的立法权,只有公意才能约束人,立法权永远属于人民。宪法是否永远不变呢?构成国家的各要素发生改变,比率就应当调整,因此就需要修改宪法。从权利意义上说,由于人民直接是主权者,在人民之上不存在更高的权威,也就不存在不可修改的法律。相反,在他看来,要尽量延长政治体的生命,人民就得经常集会,行使主权。而每次集会都必须以对两个问题的表决开始,其中第一个问题是,“主权者愿意保留现有的政府形式吗?”[15]。在我看来,这就是纯粹的人民制宪权的例常化。我称之为卢梭式的不断革命论。诚然,作为一个政治准则,宪法不应该变动频繁,政府形式除非不堪忍受,否则不要轻易改变。
    综括来说,卢梭未区分社会和国家,把社会结盟当作国家的建立,故而把建国和制宪区分为两个行为,而且主张制宪权例常化。不过,社会结盟并不能带来常态政治,因此,这个阶段的“国家”尚未完整地现实化(fully actualized)。特别要指出的是,社会结盟毕竟是一个理论假设,所以即便在一个小国寡民的社会,建国与制宪的分离也仅具有理论意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区分。
2、代表制下的人民建国在一个人口和地域规模稍大的地方,人们要建国就不得不实行代表制。西耶斯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中清晰地阐释了代表制政治体形成的过程。他把政治社会的形成分为下述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个人到民族(nation, 或译为政族);第二个时期,共同意志发挥作用,代表制政府被创设;第三个时期,普通代表的统治。
    在第一个时期,“我们设想有一群相当数量的孤立的个人想要联合起来。仅此一举,他们即已形成为一个民族;他们拥有民族的一切权利;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行使这些权利。”[16]这就是“道生一”,不过这个“一”不能直接出场,这个主体要行使其权利还需要一个共同意志,需要一个代表,于是转入了第二个时期,即代表制政府的创设期。
    我重构了西耶斯的第二个时期,明确地增加了一个时期,即实行直接的人民主权的时期,内涵一个过渡性时刻——最后的人民集会,在集会上,人民亲自对未来的政治生存方式作出总决断:实行代表制。[17]这样,就把西耶斯和卢梭对接起来,也就是把代表制和直接的人民主权对接起来,把制宪权形象化地明确地归入人民或者民族。西耶斯所谓的第二个时期在我这里便成了第三个时期,它包括三个时刻:在第一个时刻,人民根据最后的人民集会的决议,委派代表制定宪法;在第二个时刻,人民根据宪法选举立法机关;在第三个时刻人民或者立法机关选举任命政府。建国时刻跨越了四个时刻,即最后的人民集会的总决断时刻、制定宪法时刻、选举立法机关时刻、选举任命政府时刻。由于总决断时刻纯属虚构,在实际政治中,它被制定宪法时刻吸收,所以,建国在客观上只包括制定宪法和选举立法机关、选举任命政府三个时刻。
    西耶斯所谓的第三个时期(按我的划分,算是第四个时期)即已进入日常代表政治,立法机关和政府正常运转,不属于本文关心的范围。
    宪法产生于西耶斯理念序列的第二个时期(于我是第三个时期),是人民制宪权运用的产物。为什么要制宪?为什么宪法被奉为根本法、高级法?虽然在直接的人民主权下宪法也是必要的,但在代表制下,宪法除了组织功能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理由,那便是节制代表。既然共同意志只能由代表来表达,那么如何保证代表不背叛人民呢?于是人民产生了制定宪法的想法。
    这些法律被称为根本的,并非指它们可以独立于国民意志,而是因为依据它们而存在和行动的那些机构决不能染指立宪性法律。宪法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宪定权力的产物,而是制宪权的产物。任何一种受委托的权力都不得对这种委托的条件作丝毫更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非在任何其它意义上,立宪性法律才是根本的。”[18](我的翻译有所不同)
 
    我把成文宪法的政治智慧称为借尸还魂,即借宪法的躯壳还人民之魂灵。也可以说,宪法就是人民留下的“经”,这“经”里明确地立下了人民对政府的授权与诫命或咒语,人们得常念此经,以求民主神的护佑
    我的最后的人民集会的假定明确地展示了制宪权的归属,但这毕竟是一个假定,人民或民族并不能亲自出场,为此需要委托特别代表行使制宪权。西耶斯有一个重要的二分法,那就是人民的普通代表与特别代表的区分。人民的普通代表就是广义的政府,担负着依据宪法规定的组织形式行使为维持良好的行政管理所必需的那一部分权力。他们在宪法之下,宪法是他们存在的条件;他们的权力局限于有关治理的事务。特别代表接受国民的特别委托,拥有国民乐于授予他们的某种新权力。“一个由特别代表组成的团体代行国民集会的职能”[19]。两种代表的区分并不等于说,“国民不能把这里提到的这种新任务委托给他们的普通代表。同一批人无疑可以组成不同的团体。”[20]在中国,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宪机关就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全国政协同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
 
(二)中华人民共和的成立时间的制宪权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时间成立的?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实际上这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四种可能的答案:
1、1949年10月1日。我们习惯于说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人更只知道有“开国大典”,不知道第一届全国政协干了什么,以为毛泽东主席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实,毛泽东主席在10月1日宣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是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做出宣告的,这个行为需要宪法根据。那么,这个身份是什么时间取得的呢?中央人民政府是什么时间选举产生的呢?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在序言中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1949年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根据29日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选举产生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此间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是毛泽东10月1日行为的宪法基础。
        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们的国庆节是10月1日,建国时间肯定是1949年10月1日。[21]需要简单说明的是,国庆节未必要和建国日一致。世界各国确立国庆节的依据五花八门,有以国家建立的时间为国庆节的,有以占领首都那天为国庆节的,有些国家以国家独立日为国庆节,还有些国家以武装起义纪念日作为国庆节,也有一些国家以重大会议日为国庆节,还有一些国家以国家元首的生日为国庆节的。国民党政权的时候将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日的武昌起义爆发日定为国庆日。
        2、1949年9月30日。许崇德教授认为,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除了选举之外,“并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但他没有论述这样计算的理由。我推测是基于这样两个历史事实:其一,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称,“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23] “现已”、“业已”都是完成时,没有告诉人们何时发生的。那么,究竟什么时间发生的呢?可以肯定的是9月30日选举产生了中央政府。其二,朱德副主席在9月30日的闭幕词中称,“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4]朱德的话只是陈述了一个发生了的事实,“宣告了”表明已经完成。什么时候完成的呢?他没有道明。但根据上面两个证据,可以肯定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时间不是1949年10月1日。许教授实质上就是以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的时间为建国时间。
        3、1949年9月29日。《共同纲领》明白地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什么时间宣告的?1949年9月29日通过了《共同纲领》,也就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什么不从9月30日全国政协发布《宣言》的时间起算呢?因为《共同纲领》从发布之日起即生效,没有国家哪来的法律效力?可是问题是,9月27日已经通过了两个组织法,按照这个道理推论,国家的成立应该在9月27日之前了,至少也是9月27日。
       4、1949年9月21日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证据一:那天,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报告的最后,毛泽东呼喊了四个口号,其中第三个是“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5]
        我以为这个根据难以成立。毛泽东此时还没有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只是全国政协的一个代表。全国政协是一个集体表决机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的大事需要集体决定,而毛泽东没有被授权代表全国政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少奇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开篇便申明,“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和热烈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26]不过,他在报告结尾也喊了四个口号:“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万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证据二:当日《人民日报》社论,其标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但正文却说,“在这个基础上所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订中国人民自己的宪章,组织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两个意思结合起来即是:新中国诞生了,但还没宣告成立。
        证据三:新华社把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的开幕称为“开国盛典”,新华社北平1949年9月21日电,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 中国人民政协开幕》。1949年9月22日,上海《文汇报》刊登署名为浦熙修的文章标题也叫做《人民代表欢聚一堂 开国盛典隆重举行》。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是建国的会议,它的召开可以视为人民委派代表行使制宪权。但是,国家成立的时间是一个法律计时,需要一些标志,特别是宣告。当然,这不是说,全国政协召开当天不能宣告新中国成立,假如它那样做了,也完全合法。
 
        上述四种可能的答案,各有其不足,但又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究竟如何选择呢?当我们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何时成立?”的时侯,这个问题不仅仅指向一个具体的宣告成立的行为和时间,而且包含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谁代表中国人民?国家的成立需要一个有形态的代表机构,在当时这个机构就是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这些代表集会声称代表人民的时侯,他们已经假定了人民的集体人格“一”,否则如何代表呢?换言之,人民的集体人格通过这些代表现身了。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就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人格现身,集会的行为就是宣告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成立。所以当毛泽东说“我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他不是代表全国政协做出宣告,而是陈述了全国政协开幕的意义。当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与内容都是正确的,因为宣告成立是一个具体的法律行为。在政治理论家和法学家的思维里,1949年9月21日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必须从一开始就承认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正当性,即代表性,这样也就承认了该机构的一切行为的法律效力。相反,如果我们从1949年9月29日《共同纲领》通过算起的话,那么,1949年9月27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凭什么具有法律效力呢?既然还没有国家,怎么能有有效的组织法呢?更重要的是,全国政协自身的正当性不是从9月29日才获得的和被主张的。同理,如果从1949年10月1日起算的话,那如何说9月29日通过的《共和纲领》是有法律效力的呢?
      这是否意味着把1949年10月1日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日就是错误的了?非也。这里需要厘清建国时刻的意义。建国时刻是一个理论概念,也是一个政治设定的时刻。作为理论概念,它在物理性的时间上可以跨越一个时段;作为一个政治设定的时刻,可以人为地确定在这个时段内的某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具体日子。我把建国的行为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即从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止的一个时段,其中包括一系列的重大行为与活动,开国大典是其中必要的仪式。前面不是说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不是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吗?如何又把该时刻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日呢?我在阐释建国的两种含义时已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政权变更,用中国自己的话语来说是国体变更,当然也包括政权的变更,不属于在一个不是国家的基础上的建国。国体、政体是1949年9月27日两个组织法和29日通过《共同纲领》确定的,选举政府是1949年9月30日完成的,而政府自己宣告成立是1949年10月1日。从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至此完成了建国的全部法律过程。虽然这些行为与活动在自然的时间计算上跨越了11天,但是在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思维中,这个时段可以当作一个单一的时刻。这样就可以解决上面提出的如何认定该期间诸行为效力的问题。从原理上说,从自然时间的起点算还是从终点算,换言之,从1949年9月21日起算还是从1949年10月1日起算均无不可,这取决于新政权自身的决定。
 
    归纳起来,建国与制宪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现代意义的建国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民在政治上觉悟,即全体人民把自己看作一个政治民族。这就是“道生一”。直接的人民主权和代表制的区别即在于,前者的“一”可以直接出场,而后者的“一”尚需要代表机构。现代人所说的建国,包括两个基本过程,即委派特别代表制定宪法、选举产生日常代表机构和政府。在实际政治中同时还包括一个仪式,即宣告国家成立的典礼。据此,新中国的建国时刻是从1949年9月21 日至1949年10月1日这个时段。
    建国的本质是人民或民族制宪权的行使。什么是制宪权?制宪权(法文是pouvoir constituan,英文是constituent power)字面涵义就是组构、构建的权力。谈制宪权就是谈民主,就是谈人民的自我组构权。施米特做出了清晰的定义:“制宪权是一种政治意志,凭藉其权力或权威,制宪权主体能够对自身政治存在的类型和形式做出具体的总决断,也就是说,能够决定整个政治统一体的存在。”[27]人民如何表达这种决断呢?或者说,人民如何行使其制宪权呢?他们不能亲自出场,只能委派代表制定成文宪法。因此,人民的制宪权具体体现为委派代表和代表制定宪法的过程,当然也可采取公决的方式通过宪法。美国式的建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的建国都是人民或民族制宪权的运用,都有一个共同的环节——制定宪法。当我们说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时候,这等于说中国人民行使了制宪权。那么,中国人民如何行使其制宪权呢?谁或者说什么机构代表了中国人民?是且仅是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了中国人民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它制定的那三个文件就是那个时期的三大宪章。
 
三、宪法的正当性与《共同纲领》的正当化叙事
 
    不把《共同纲领》当作新中国的建国宪法,隐含着一个偌大的危险信号,这便是误导人们怀疑《共同纲领》作为宪法的正当性。那么,什么是宪法的正当性呢?宪法的正当性来源于什么?《共同纲领》如何主张自我的正当性?
(一)何谓宪法的正当性?
    施米特的巨著《宪法学说》的第九章即是《一部宪法的正当性》。该章开篇即写道,“宪法产生于制宪权权力和权威,如果这种权力和权威受到承认,宪法就具有正当性,也就是说,它不仅作为一种事实状态受到承认,而且还作为一种合法秩序受到承认。[28]
    制宪的一般知识图式为“制宪权主体→实定宪法”,在代表制民主下即为“人民(民族)→制宪代表→宪法”。宪法的精髓是对国家存在的类型和形式的决断,源于制宪权的权力和权威。如果这种权力和权威受到承认,宪法就具有正当性。反过来说,当人民不再认可原来的制宪权的权力和权威的时候,原先有效的宪法便失去了正当性。革命时期就是这样,革命往往附带着一部新宪法的诞生,本文争论的对象——《共同纲领》就是对国民党1946宪法的取代。20世纪末苏东诸国“变色”也随带着一系列的制宪。在代表制共和国,制宪权的权力和权威不仅指向最终的主权者——人民或民族,还包括其代表者。因此,对一部民主宪法的正当性的质疑,可能不是对于最终的主权者的质疑,而是对于制宪机构的代表性的质疑。而在社会主义者的眼中,资产阶级宪法的制宪权主体不是抽象的人民,而是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否定也就意味着对其宪法正当性的否定。
    正当性一般分为法律上的正当性、社会学意义的正当性和道德正当性。社会学意义的正当性可以简单地表达为“公共认可”(public acceptance)或公共承认(public recognition)。上引施米特关于宪法正当性的论点,便是在社会学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我同意施米特的观点,宪法无需借助于任何法律规范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对于宪法而言,法律上的正当性“要么是毫无意义的废话,要么是空洞的陈词滥调”。[29]这个观点来源于西耶斯,他说得更坚定透彻:“民族不仅不受制于宪法,而且不能受制于宪法,也不应受制于宪法,这无异于说它不受制于宪法” 。“一个由特别代表组成的团体代行国民集会的职能......在独立于所有宪法组织形式之外这一点上,它代行民族职责”。[30]举例来说,《共同纲领》的正当性当然不是来源于国民党的1946宪法,在二者的眼中,对方都是不正当的。《共同纲领》直接宣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它无需再宣告1946年宪法无效,因为否定了制宪权的主体结构及其旧代表者实则是釜底抽薪。
    宪法的道德正当性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说法呢?道德与政治正当性的主要理论都首要针对宪法或政权的正当性。Jr.Richard H. Fallon,把这些理论分为两大类,一类包含了理想的理论,试图确定最大限度正当化的国家权威的必要条件,另一类属于底线道德正当性理论,主张政权只要具有足够的正当性就行,因为政府为有尊严和体面的人类生活所必需。其中,理想理论又可进一步分为两派,一派把被统治者的同意作为正当性的基础,另一种把眼光放在最后的正义上,主张即便没有同意也可能存在一个完全正义的立宪政权。两种理想理论之间夹杂着另一种理论,它把政府正当性建立在假想的同意之上,洛克的默认(tacit consent)理论就是代表。底线正当性理论指向一个政权要论证任何官方强制的门槛条件,在这里,一个政权是否合理公正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个可行的更好的选择就成了正确的提问。[31]
    施米特认为,宪法不需要借助于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而是从政治存在中获得其意义。他完全把宪法的正当性归结为制宪权主体的权威,这无异于否定了对宪法内容进行整体道德批评的必要性,等于承认恶宪亦宪。这种宪法实证主义完全堕落为政治的存在主义,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据此,公民不服从就只能是一个违法的造反事实,而无法成为权利,在科学上无法解释非革命的宪法变革。任何政治存在的特殊类型都需要——也自然会——努力诉诸甚至制造道德理由来自我正当化,特别是革命政权。制宪是革命与执政的链接点,是革命行为的终结,也是革命事业的继续和发扬。宪法是主权者经由代表留下的“经”,担当了政权自我合法化的任务,也是对一个政权的道德评判的一个依据。西方宪法的权利概念就是这样一个道德范畴,社会主义宪法的意识形态成分、纲领性内容以及权利内容同样充当了政治的道德准则。我不否定对宪法进行道德分析的必要性,而把成文宪法自身的内容作为解读宪法道德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凭据,但是必须认识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宪法很难相互论争,因此对宪法的跨文化的道德评判就成了难题。
    我对待宪法的基本态度是采取Jr.Richard H. Fallon所谓的底线道德正当性立场。把“政府”替换为“宪法”,即:从有宪法比没宪法好的基本判断出发,看是否存在更好的宪法。这不是完全抛弃道德评判、简单肯定一切的政治存在。所谓“更好的”就指向具体的评判。然而,这绝非说,社会主义宪法本身坚持底线道德正当性标准,相反,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宪法拥抱一个至为高尚的道德理想,既包括人民的自由同意和参与——表现在程序上就是政治选举和广泛的社会民主,也包括最终的正义——尤其是平等,而且包括了长远的和近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建设目标。但是,这些都是道德理想和纲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宪法则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国为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理论家创造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正当化理论,这些理论完全区别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德正当性理论,没有被Jr.Richard H. Fallon纳入考虑范围。今日对于中国宪法的批评多数来自自由主义者,他们从自由宪政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前提上已经和中国宪法没有共同语言,即便某些语词相同,但赋予的意涵也截然有别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人民,这个概念在社会主义宪法中被阶级化了,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民主和专政这两个对立物也被辩证地统一起来,重新构成一个独立的概念。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彼此承认对方宪法的道德正当性。所以宪法的道德正当性从外部看是一个不可解的难题。在这个意义上,施米特离开道德规范,从历史着眼,把宪法的正当性类型归结为权威类型,不失为一个方便法门。既然我坚持底线的道德评价,而对立的意识形态又无法对话,所以,我对待宪法道德正当性采取内部眼光的理解方式。本文就是从《共同纲领》自身信奉的原则出发理解它自我正当化的逻辑,而不是从外部批评和否定之。纯粹的内部眼光会遭到道德普世论的反对,可能被巫化。这是中国语境中的宪法学者的道德立场悖论。因此,我对待宪法的基本策略是整体肯定、具体批评。本文对《共同纲领》,准确地说,对其制定机关——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即采取这样的态度,在整体肯定其代表性的同时,批评其程序缺陷。
    不管是理想理论还是底线理论,它们对于宪法的道德正当性都有一个关于程序正当性与民主程序的正当化功能的共识,那便是把制宪的民主方法当作宪法获得人民认同的必要程序。人们已经将一种特定的程序扯进正当性的概念中,认为只有获得了多数国民同意的宪法才是真正的民主宪法。民主选举制宪代表或者公民投票真的是宪法正当化的必由之路吗?还是让我们回到代表制下的制宪的知识图式中去吧:“人民(民族)→特别代表→宪法”。人民如何委派制宪的特别代表呢?如果不通过事前的民主选举或者事后的公民投票,如何能说制宪机关是受人民的委托呢?施米特主张“人民的制宪意志不受任何特定程序的拘束”。他基本属于洛克的默认派,他说,“实际上,就连人民的默认也总是可能的,而且很容易被看出来。人民也许只是单纯地参与宪法规定的公共生活,但从这种参与中已经可以推导出人民的同意,人民的制宪权意志通过这种行动而明确地表露出来。当人民参加选举,并由此而导致了特定的政治状态时,便会出现这种情形。”[32]我理解这里的选举不是选举制宪会议的代表,而是在宪法制定出来之后依照宪法和选举法选举立法机关代表。这实际上是事后承认。他以观察者的身份陈述道,“就这样,人们将形形色色的宪法建立在始终存在、哪怕只是默默动用的人民制宪权之上,从而宣布这些宪法具有民主的正当性。”[33]他列举了两个民主实践的例外情形和特殊情形,一个是1791年的法国宪法,另一个是1922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宪法。前者由一次国民议会通过,该议会并没有按普选权的民主原则选举产生,第三等级的代表于1789年宣布成立制宪国民会议。他认为,如果否定这一次的国民议会具有人民制宪权代表的性质,就会在民主宪法学的这些问题上陷入错误的形式主义。1922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宪法是由一次仅仅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党派代表参加的会议议决通过的。在这个国家的1360万人口中,将近500万人口——亦即所有的非南斯拉夫人口,尤其是讲德语的人口——没有自己的代表。而且,当时也没有举行公民投票来批准宪法。[34]
    施米特把人民制宪权和特定程序、方法分离,把默认或事后承认作为人民同意的一种辨识标志,这种观点对于我们阐释《共同纲领》的正当性很具启发。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4年全国各级人大召开。人民参加各级人大的选举的行为当可视作对于《共同纲领》的事后承认,这多少弥补了《共同纲领》制定程序的瑕疵。
 
(二)“人民:革命——制宪”:《共同纲领》序言的语言格式与正当化叙事逻辑
 
    《共同纲领》是如何自我正当化的呢?让我们从检读《共同纲领》的序言入手: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序言共397个字符,“人民”一词共出现20次。其中,人民作为前置定语的词组共12个,总计出现18次,包括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人民革命、人民民主专政(另: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出现1次)、人民民主统一战线(2次)、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称3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出现1次)、全国人民的意志、中华人民共和国(2次)、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人民政府、人民民主主义。被“人民”修饰的核心词分别是战争、革命、民主(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主义)、团体、军队、会议、意志、国家、政府。在序言中,“人民”作为主语出现2次,分别为“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人民”之前添加的修饰语有两个,一是在专有名词中加“中国”,二是一般指称时加“全国”(出现两处,一是“全国人民的意志”,二是“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上述人民语词不是《共同纲领》的发明,革命根据地时期制订的“法律”也已经使用过其中的许多组合。但是,从法律人的立场来说,我们只能把政权的计时界定为1949,因此,《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第一个把这些用语上升为规范的法律概念的法律文件,而且是以根本法的形式来认可、显扬这类政治话语形式的。此后历次制宪和修宪基本沿用这些词语,或者根据同样的语言格式认可了(一般来说,党的政治文件最先使用)新的人民语词。尽管这些话语形式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口耳两熟,但是作为一个宪法学者,我却不由得驻足思量:为什么《共同纲领》如此频繁地诉诸“人民”呢?《共同纲领》的正当性与人民性是如何勾连起来的?
    在对人民语词的统计基础上,我们再来解析序言的叙事逻辑。序言共分为六句,其叙事的逻辑结构如下:
1、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胜利→
2、(中国人民变为主人)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3、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5、(代表全国人民)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人民政府→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下面展开细解:
1.旧政权和旧制度被推翻的政治事实:旧政权和旧制度被推翻或被废弃是制宪的根本的事实性前提;从正面来说,夺取政权是制宪的前提,主权权力的事实先于规范的权威。而战争与革命的胜利又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前提,因此,序言须从战争与革命的胜利开始叙述。但战争的胜利不是推翻旧的统治的充分条件,胜利的战争与革命还必须具有正当性,然则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词来表达战争与革命的正当性呢?序言没有求助于“正义”之类的形容词,而是在“战争”和“革命”之前分别加上一个修饰语“人民”。言下之意是,人民的战争、人民的革命天然正当,言简意赅,有如神来之笔。
2.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人民便变成了主人。“主人”是中国政治的习惯用语, “主人”本来和“仆人”、“奴隶”相对应,是主奴关系或主仆关系的一方。在《共同纲领》中,“主人”对应于“被压迫的地位”,其根本内涵是主权者或主权的所有者。但是,人民如何“当家作主”呢?那就是“中国人民”“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注意这里的主语是“中国人民”,即是说,中国人民是建国的主体。可惜这一点政治哲学的智慧到1982年宪法的时候反而丢失了,在那里“中国人民”变成了宾语。对国民党的统治的描述使用了一个形容词“反动”,所谓反动就是反人民,逆人民而动。言下之意即是说,新的替代品——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以人民为主人的(of the people),由得人民的(by the people),自然也是为人民的(for the people)。
3.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序言第三句可简化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注意这个句式把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同一化了,既保持了与共产党此前的统一战线主张的连贯性,也表明了新政权的历史正当性,因为统一战线的主张深受欢迎。附带指出,1954年宪法不再沿用该同一化的句式,而是单独叙述统一战线的政治功能。第三句还界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结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构成,“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当性:序言第四句可简化为下述语法结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既然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深受欢迎,那么,政治协商会议作为该战线的一个机构、一种组织制度的实质正当性便自明了。第四句还界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足见其广泛的代表性。
5.主权者代表:第五句最关键的概念是 代表,它把主权者人民和政治协商会议连接起来,使政治协商会议获得排他的正当性,使“全国人民”获得制度化的表现形态。全国政协的根本政治职能或任务是“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些是主权职能,由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承担。全国政协在行使制宪权时性质上不同于日常代表机构,这一点,后面将详述。
6.政治共识与制宪:第六句从语法角度看由两句话构成。第一句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关于基本政治共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第二层是关于制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