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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国政院与行政行为的司法控制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5756

法国的国政院与行政行为的司法控制
 
            ——兼论法律普遍原理在法国行政法中的应用
 
张 千 帆
 
1994年 七月
于 美国 巴尔地摩
 
(I) 引言
法国的行政法(Droit administratif)素称是继拿破伦法典之后法国对世界法律最伟大的贡献。无论是实体法、程序法、还是法院的组织结构,法国的行政法模式都为欧洲各国所广泛效仿。最新--也是最突出的例子--是欧洲共同体的司法系统:欧洲正义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1]但与这些后起的行政法系不同,法国行政法最为显著特点是它清一色的案例法系统。对于一个始终强调立法至上,并在近代创造了第一部成文典章的国家,行政法从未成文化似乎是件难以置信的事实。[2]戴西在一个世纪前的评论也许部分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和英国普通法的信徒一样,法国热衷于行政法的人士知道他们各自所羡慕的系统是法院立法的产物,并害怕立典将可能限制法国的地方行政法院或英国的法官运用基本上属于立法的权力”。[3]
法国的行政法体系是法国大革命后设立的“国政院”(Conceil dEtat)根据平衡公共行政与公民个人权利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和同期建立的最高上诉法院(Cour de Cassation)一样,国政院通过连续,谨慎与灵活地制订案例法,给法国在动荡的政治风云背后带来了内在的社会稳定。从法国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内,法国先后经历了四家王朝,五次共和,采纳过不下十二部成文政治宪法,并数次遭受日尔曼邻国的入侵。但超越政治的民法与行政法系以及受它们制约的公民服务系统却始终如一,具有少见的稳定性与前瞻性。在历史上,法国的政府行政与公民服务素来在公民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到今天,法国已拥有两百万公民服务大军,占百分之十的总劳动力与百分之二十的公共开支。[4]对于如此庞大的行政机器,行政行为的司法控制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给行政机关树立良好的职业规范,国政院不仅按照明确的成文立法,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不成文的法律普遍原理以防止行政行为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方面制订、发展与积累了丰富的案例法。
本文试图从实体法的角度,探讨法国的行政法院运用法律普遍原理审查行政行为的历史经验。在此之前,有必要简短地讨论一下国政院的发展历史。
 
1789年的法国革命同时推翻了中央君主专制与地方封建统治,并取消了与它们相对应的司法系统。在革命前封建贵族掌握着地方法院(Parlements),他们利用手中的司法权力阻挠新兴资产阶级联合中央王权实行改革措施,企图通过限制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来维持自身的经济特权。[5]由于这个原因,封建法官普遍遭到资产阶级与平民的痛恨,成为法国革命的众矢之的。革命之后,国民议会的不变宗旨就是保障这些垄断法律知识的旧贵族不再重掌新的司法机构,或者--如果这不可能的话--保证他们不能再给新政府的行政机构制造麻烦。[6]这个目标通过法国革命所接受的“三权分立”理论得以实现:政府行政机构必须独立于司法控制,法院不得干涉国家行政事务,由行政行为产生的争议只能由行政机构自行处理。[7]因此在孟德思鸠的故乡,“三权分立”被用来禁止法院审查行政活动。这与大西洋彼岸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正好相反。在同时期建立“三权分立”联邦宪法的美国,独立与统一的法院不但可以审查行政行为,而且1803年的马柏雷诉麦迪生(Marbury v. Madison)案为法院审查联邦或州的法律是否违宪奠定了基础。政治历史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在司法结构的差别,也构成了法国独特的两套司法体系--普通民法院与行政法院--的原因。
国政院成立于1791年,目的是为了审查行政事务中的困难决定,并建议国家元首撤销不符合规范的行政行为。从一开始国政院就兼具立法,行政和部分司法职能。拿破仑任第一执政官后给国政院规定了五项任务:准备与编辑立法,并起草将被公布的行政规章; 充当高级行政顾问; 对某些在作出决定以前行政机构必须征求国政院意见的事务给予法律建议; 训练未来的行政官员; 最后,审查对行政行为的申诉,并准备解决争议的草案。[8] 1806年,在国政院内建立了争议委员会(Commission du contentieux)专门处理司法工作。1814年的政府法令把它改为争议组,与其他四组(立法,内务,财政,贸易)并列,且在人员上占据整个国政院的一半比例:在24位国政院委员(Conseiler)中法官占了12名。此后的重要演变包括1831年的法律在争议组引入了政府委员(Commissaire du gouvernement)一职,并使争议审判厅公开从事司法审判。1848年第二共和的宪法给予私人以诉讼权,并使争议组(Section du Contenxieux)的判决具备自动执行效力,无须再征求国政院全体会议作形式通过。但不久小拿破仑称帝,国政院的行政司法功能有所削弱。直到1870年的革命后国政院的基本结构才得以重组,使司法分支的独立地位得到真正保障。至此以后,国政院的争议组越来越接近名副其实的行政法院。[9]
国政院对行政案件的专有管辖权在1873年的布兰科(Blanco)案中得到最终确立。原来政府雇员在执行公务中享有一定的民事豁免权。早在拿破仑称帝后的第八年宪法第75条就规定:“只有经过国政院决定,除部长以外的政府雇员才能为涉及到其职责的行为受到起诉。在这种情况下,诉讼在普通法院进行。”。但这一条款被1870年的法律取消。[10]在此之间国政院与民法院对行政诉讼的管辖不时发生争议。这个问题在布兰科一案中被恢复不久的冲突审判庭(Tribunal de conflits)解决。[11]该案涉及到一位叫布兰科的五岁女孩被国营烟草公司的卡车撞伤,其父在普通民法庭根据《民典》第1382(故意过失),1383(疏忽过失),和1384章(替代责任)要求政府与公司雇员赔偿损失。民法院坚持认为尽管普通法院不能受理直接控告政府的案件,它可以按《民典》审查政府雇员的民事责任。在行省首长(Prefect)对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之后,案件上诉到由司法部长和国政院与最高上诉法院各四名法官组成的冲突审判庭,要求它判决当私人控告政府雇员犯有民事过失,向政府索赔损失时,究竟是民法院还是行政法院具有司法管辖权。政府委员戴维(David)对当时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管辖冲突的有关法律作了详细回顾,认为政府对行政行为所负的责任与私人行为责任是根本不同的,政府不能象普通雇主那样按照《民典》第1384章为雇员负替代责任。无论是法国的三权分立原则还是传统的只有行政权威才能宣布国家负债的理论都不允许普通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只有行政法院才有权根据每个行政机构的需要来解释适用的法律或规章,从而调节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冲突审判庭表决时,四名最高上诉法官与四名国政院法官仍各执己见,最后由司法部长投票打破平局,采纳了政府委员的建议(布兰科决定的译文见附录)。
布兰科决定确立了三条原理:首先,它明确承认了政府对雇员过失负有责任,取消了以往盛行的国家豁免权(Sovereign immunity); 其次,在法律上,由于政府与私人之间的不同地位,确定行政责任的规则必须有别于普通民事规则,从而出现两套平行的法律:民法与行政法; 最后,在机构上,由于法国的三权分立原则的限制,普通法院不能干涉行政事务,行政问题必须归专门审查行政行为的政府机构--国政院--处理; 因而具备两套独立的司法机构。[12]一般认为布兰科决定为国政院诉讼组的司法独立地位奠定了基础,使它最终发展成名副其实的最高行政法院。
1889年的卡多(Cadot)案进一步增强了国政院的行政司法功能:原来涉及到各行政机关的诉讼必须首先经过该机关的行政首长处理,不服处理的公民可再上诉到国政院。这种做法有些类似美国的“初级管辖权”(Preliminary jurisdiction)和“行政救济穷尽”(Exhaus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medies)原理。[13]但在卡多决定之后原告可不经过机关首长而直接起诉:国政院诉讼组成为初审法院,对行政诉讼具有所有管辖权。1904年的Botta案使国政院的判决对下级行政法院产生约束力。[14]这使国政院比普通法院更容易统一下级法院的司法解释,因为在原则上后者只能撤销下级法院决定,下级法院在理论上无须遵从最高上诉法院的解释。1908年的Feutry案将布兰科原理进一步扩展到所有公共权力机关。这样行政法院不但可以审查中央政府,也可审查地方政府--行省(Departments)与公社(Communes)--的行政行为。[15]
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行政案件迅速增多。短期的原因是不少在战时与占领国合作的行政官员因遭到新政府解雇而提出诉讼,但更重要的长期原因是战后法国经济结构发生迅速变化,社会从以前的农业经济和少部分自由工业经济进入全面工业计划的轨道,政府显著扩充了行政功能,开始系统地调控公民的经济生活,因而行政行为与私人生活发生矛盾的机会日益增多。为此国政院争议组扩充了规模,划分为八个分组处理迅速增加的行政案件,并于1953年把大部分初审管辖下放到地方法院(Tribunaux Administratifs)。即使这样,行政法院的判案速度仍然跟不上需求。因此1987年又在巴黎等五个地区设立了上诉行政法院(Cour Administratives dAppel)。[16]这些下级法院和普通法院具有同样的独立性。它们不具备国政院的行政分支,只从事司法审判。法官享有终身制。国政院在实际上具有类似的独立性。虽然1875年的宪法规定经部长会议建议,共和国总统可罢免国政院的法官,但早在那时国政院的工作即已获得如此普遍的尊敬,以至除了一次例外,国政院的人事独立地位至今从未受到实质性威胁。因此,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国政院所代表的行政司法体系从原来的行政顾问机关成为独立于政府的行政法院。起初国政院只是行政本身的一个分支,由高级公务官员掌理。但在创立后的一个世纪里,它却为行政机关的司法控制提供了关键机制。[17]
自1958年建立第五共和以来,国政院进一步完善了行政法的案例体系,在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行政责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应用未经成文法规定的“法律普遍原理”。1958年宪法代表了现代国家的典型,在限制议会立法权的同时授予政府以独立颁布规章的权力。既然对政府失去了部分立法控制,国政院即感到有责任相应地加强司法控制。事实上,在七十年代以前国政院可说是法国唯一能够防止国家行政机关侵犯个人权利的司法机构。1971年宪政院(Conseil Constitutionale)开始了一场违宪审查革命。[18]在此之后才形成了宪政院“事前”审查立法,国政院争议组“事后”审查行政规章与行为的司法分工。
 
(II)国政院的现代特点
前面已提到国政院在历史上的行政顾问与法官的双重角色,而扮演这两个角色的机构却是彼此独立的。至1985年,国政院共分六个组:四个行政(财政、内务、社会与公共项目)组,一个研究报告组(Section du Rapport et des Etudes)和作为最高行政法院的争议组。行政组的作用是在政府公布行政规章以前,审议它们的合法性与可行性。1958年宪法规定,所有政府的法律提案(projets de loi),政府按照宪法第37条独立颁布的法令和按照第38条立法授权颁布的法令,都必须经过相应国政院行政组的咨询。尽管在理论上行政部门并不需要遵照国政院的建议,实际上这种建议得到普遍遵守。因此行政规章在实施前大都经过国政院的修改。
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报告组在近年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该组成立于1963年的改革运动,主要任务是研究与反思行政事务中的不足,提出改革措施,并向政府递交的年度报告,反映研究成果与建议。例如1968年的报告就全面分析了从地方到国家权力机关的所有公民服务项目。1988年的年度报告从比较行政学的角度分析法国行政的利弊,它获得公开发表后引起各界重视。这些报告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切实反映政府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年终统计数据,并监督判决的执行。后者体现了法国行政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即行政法院缺乏专门官员强制执行法院判决,因而政府有时因行政困难或政治压力而拖延甚至拒绝履行判决。解决这一缺陷有两条间接途径:一是采用普通法院创造的过期罚款(Astreine);二是如果行政当局迟迟不履行法院决定,允许原告在三个月内把问题转呈报告组,由它作进一步调查,并从中调解。这种办法起先并不奏效,从1964到1968的五年中报告组仅收到大约二十项申诉。但近年来它显得越来越重要,仅1990年这类申诉就达到745次。[19]
研究报告组的作用并不总是被动的。它的研究结果和建议经常直接引导法律改革。突出的例子是1978年的计算机技术法与1979年的行政决定陈明理由法。[20] 前者规定了行政领导允许为收集私人信息而建立计算机系统的标准,目的是防止在高技术时代行政当局滥用权力,侵犯个人隐私的现象发生。这项法律的基础来自1971年研究组交给政府的一份详细报告,名为“计算机发展对私人与公共自由和对行政决定的后果”。后者是报告组把行政法院长期的案例法经验成文化的直接产物。它一反法国行政机关以往的官僚作风,明确要求行政当局在作出决定时,至少简明地陈述法律与事实理由。由此可见,报告组通过观察研究,不但预计行政困难与缺陷,而且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是法国行政不可少的思想库。
主管司法的争议组占用整个国政院将近一半的人员:它共有一百多人,分为十个分组审查行政案件。和普通民法院类似,行政法院具备如下特点。[21] 首先,法院判决采用联席决定(Collegiate)方式,只有一个判决意见,不允许英美法院常见的少数反对意见的存在。其次,国政院的审理过程主要以书面(Written)方式进行,律师口头辩论很少见。但在下级法院,尤其是地方法院,口头辩论则频繁得多。审理程序结合“审讯式”(Inquisitional)与“反证式”(Contraditoire),即法院--主要是负责报告的法官(Rapporteur)--独立调查适用法律,但当事人双方均有陈述事实与法律理由的机会来反驳对方论点。然而这和英美法院的“对敌式”(Adversarial)仍然很不一样。尤其是法国法院的辩论不是“双方决斗”(Dual),而是由政府委员(Commissaire du gouvernement)参加的“三角诉讼”(Triangular litigation)。[22] 在报告法官陈述初步意见之后,政府委员提出自己的“结论”(Conclusion)以结束整个辩论过程。在每个案件中,国政院都必须听取政府委员的意见,并和当事人的辩护词相比,通常给予更高的重视。
政府委员一职由1831年的法令创立于所有行政法庭。由于该法令极为简短,且无立法历史可寻,开始担任这个职务的年轻官员很快使自己完全独立于政府控制。以后的法律也从未对它作过详细规定,因此政府委员实际上是从习惯中诞生与发展出来的机制。政府委员的任务是独立形成并表达自己的“结论”,详尽严格地回顾国政院发展的案例法历史,并预测行政法的未来发展趋势,为国政院对新的社会问题应该采取的最佳答案提供建议。“政府委员并非政府代表。就法院内部的运作而言,他仅处于法院总统的权威之下。他的任务是解释每个在法院待决的上诉所提出的疑问,并在阐述他的结论时,完全独立,毫无偏袒地依据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宣布他对案件的评价,并根据他的良知,表述他对上诉法庭的争议所要求的解答意见”。[23] 因此,政府委员事实上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 更确切地,他应该被称为“法律委员”(Commissaire de loi)。[24] 由于和民法院类似,行政法院的判决意见通常极为简短(见附录布兰科决定译文),于是政府委员对案例法的详尽分析经常被学者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可以说,几乎对于行政法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案例,政府委员的建议对国政院形成新的法律都发挥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III) 行政诉讼与司法审查范围
法国的行政争议分类比较简单,总共只有四种行政诉讼,而主要仅限于两种:撤销争议(Contentieux de lannulation)与全面司法权争议(Contentieux de pleine juridiction)。后者实际上是一种赔偿诉讼:法院不但能审查行政行为的权限,撤销违法决定,而且可以确定由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赔偿数额。撤销又分为两类:如果行政机关具有司法地位(如审计院,Conseil de Compte),公民如不服最高行政机关的决定,可上诉国政院,要求撤销其决定(recours en cassaion)。但由于大多数行政机构不具有司法权,最重要的手段是以“超越权限”为理由的上诉(recours pour exces de pourvoir)。
另一种分类方法根据争议性质和判决的影响范围,把诉讼分为客观争议(Contentieux objectif)与主观争议(Contentieux subjectif)。[25] 客观争议的典型例子是撤销违法决定的诉讼。这里公民指控行政机关违反了法律或规章的普遍应用原则,因此撤销决定将影响每一位与该机关交涉的公民,包括众多未参与诉讼的公民。对这类诉讼,由于可能的原告范围广泛,法院对资格(locus standi)要求相对宽松。而主观争议则限于原告为保护自己特殊权益的诉讼,法院判决仅影响诉讼参与人。这类争议通常是因行政机关违反了合同或民事责任而提出的赔偿诉讼。
无论采用何种分类方法,法国的行政法院能够审查行政行为的两个方面:合法性(Legalite)与行政责任(Responsabilite)。行政责任是指政府有义务补偿利益受到行政行为损害的公民。在这类诉讼中,撤销已经造成实际损害的违法行政行为对受害公民往往不具有实际价值,只有赔偿才能合适地使公民恢复经济损失。但行政责任并不一定要求违法性的存在。[26] 以下将要说明,即使不构成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可能同样带来行政责任。合法性是指行政行为必须具备法律依据,否则行政法院将予以撤销。它又分为四类理由:无权(Incompetence),形式缺陷(Vice de forme),违法(Violation de la loi),与滥用职权(Detournment de pouvoir)。无权是一种实质性逾权行为,例如政府在1958年宪法第34章明确保留给议会立法的领域内制定规章。形式缺陷则是一种程序性逾权。在这里行政法院的案例法区分必要与非必要形式,只有行政行为违反了必要形式才构成不合法。例如行政机关未能按照1979年法律要求,在作出行政决定时未陈明事实与法律理由,即可能被判定为形式缺陷。违法是指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未能遵循宪法原则、议会制定的法律或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而滥用职权则是指一种行政机关的主观与内在的不合法,它起源于十九世纪国政院要求行政行为必须遵守基本行政道德的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政院在审查这类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发展了丰富的案例法。但在近年来由于国政院扩充了违法行政行为的范围,这一理由已不象以前那么重要。[27]
在检验合法性的诉讼中,行政法院具有广泛的司法审查权。首先,在战后行政法院认为司法审查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和在美国类似,[28] 当公民以违法为由起诉某项行政行为时,只要立法没有明确禁止这类诉讼,法院将假设行政行为的可审查性。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962年的卡耐(Canal)一案。该案发生于阿尔及利亚危机之后,法国政府颁布法令建立特殊军事法庭审讯参与叛乱的军官,并使判决结果成为最终决定,不受普通刑事法庭--最高上诉法院--的监督。结果卡耐等三名叛乱军官被判处死刑。案件紧急上诉后,国政院判决政府法令无效,因为通过排除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法令违反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这个决定一时成为公众争论的焦点。政府埋怨国政院未能充分体谅国家在紧急状态下的行政现实,认为国政院的司法分支与行政分支过分脱节,因而于次年改革了国政院机构,增加了国政院内部诉讼组与各行政组的交流,以期国政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时充分考虑国家行政的需要。以后的发展表明这项改革虽然意义重大,但并未影响国政院的司法独立性。[29]
   戴西在《宪法学引论》中宣称英国法学界无法理解法国的“行政法”(droit administratif)概念,言下之意,国政院制订区别于普通民法的行政法,旨在给予行政机关“特殊照顾”,从而避免影响公共行政的效率。事实上正是英国法院在审查行政行为中,通常对所谓“行政政策”(administrative policy)给予极大尊重(judicial deference),而在法国行政法中却找不到与之对应的概念。根据行政机关具有的不同自由裁量权,法国行政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分为三种类型。[30] 如果法律或规章明确仔细地规定了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条件与方式,行政机关即没有自由裁量权,这时它在行政法院面前的地位相当于下级法院。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任务是简单的:严格按照条文审查行政行为是否遵守了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责任(competence liee)。例如在决定批准打猎许可证的时候,只要申请者满足法定条件,行政机关就必须批准,而不能以申请者射击技术不佳等借口加以拒绝; 反之亦然:如果申请者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某项条件,则行政当局就必须拒绝批准。
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行政机关具有有限的自由裁量权,法院根据法律定义的行政权限审查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对于这类案件,除了涉及重大警察治安或尖端科技问题之外,行政法院通常进行全面审查,以保障物证确凿,法律理由明显成立,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得到正确分类,并且行政当局在权衡各类因素中不犯错误。例如在1914年的Gomel案中,地方行政长官因认为原告建房将有碍景观而予以禁止。涉及到该案的法律规定国政院可鉴定行政决定的“合乎需要性”(Desirability),因此国政院对地方政府这一通常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行政决定作了独立权衡, 认为该地区并不属于历史文物保护区,因而地方政府拒绝批准建房的决定无效。[31] 类似地,在发生于半个世纪以后的一个案件中,尽管地方议会为了公共利益具有提供牙科诊所的广泛权力,国政院可以审核设置诊所到底对该地区是否必要以及公共投资与收益是否相称。[32]
最后一种类型是行政机关具有绝对裁量权。这种情况发生于立法未明确规定行政权限,而个人不具备任何受保护权利(Droit)。这在法国的行政法院并不受欢迎,因为在原则上,法院拒绝承认任何排除司法审查的领域。“国家行为”(Acte de gouvernement)可以说是唯一的显著例外,且它的范围随着时间的进展而缩小。[33] 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案件,行政法官将审查并确定行政行为在事实和法律上无懈可击,并且未滥用职权或触犯任何法律普遍原则。例如在1954年的巴里尔(Barel)案中,[34] 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因怀疑巴里尔等五名应试学生为共产党员而拒绝允许他们参加“国家行政学院”(Ecole Natinale dadministration)的入门考试。他原透露这个决定是基于原告的政治信仰,但随后又否认说是出于正常运用自由裁量权,然而却始终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拒绝出示任何事实证据。政府委员勒通纳(Letourneur)分析认为行政机关为保证公民服务的正常运转,在确定应试人的资格过程中具有广泛权力。它不仅有权考虑法律或规章对年龄与教育程度的要求,而且可因应试人将不能满足政府功能的要求或法律设置的目标而拒绝其参试资格。对这类决定,法院仅在最低的限度内实行司法控制,可是仍必须从三个方面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它必须核实行政决定在作出时确实基于公务利益,并同时具备正确无误的事实和法律根据。行政机关有义务复制法院要求的文件以提供判决所需要的理由,使法院具备充分信息来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三个方面。现在部长拒绝提供任何解释,法院可假设其决定基于非正当理由而被宣布为违法。国政院同意政府委员的结论,从整体事实分析,由于国务卿仅仅根据原告的政治见解而拒绝准许他们参加考试,违反了所有法国公民都有平等机会获得公务职位的原理,因而撤销了决定。
 
(IV) 法律普遍原理在行政案例中的应用
在法国行政法中,法律普遍原理(Principles generaux du droit)是指在没有成文立法具体规定法则或标准的情况下,法院运用社会公认的正义与合法性的普遍观念,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作为这些抽象原理的守护者,国政院对法国行政发挥的作用可与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相比拟。勒通纳曾为此解释说,“当国政院应用不成文的普遍原理,并把它们与成文立法条款同样考虑时,它只是在解释立法意志。国政院可以这么做是因为它相信这些原理对应着立法意志,并且它们未被明确写下来,只是因为其存在是如此肯定,以至它们显然不需要明确的表述”。[35]
法律普遍原理来源于体现在宪法或法律中的立法精神和受到广泛接受的公共道德,它的成分十分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946年第四共和宪法的前言,两者被视为共和国的基石,构成了第五共和宪法前言的主要部分。具体地说,这些原理包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受到法院承认的基本个人权利和自由,公民获得司法审查的权利,禁止事后立规惩罚(Nonretroactivity),和三权分立等原则。其次,私法和民事程序中的某些基本原理,即使缺乏明确立法规定,也被直接运用于行政审判。这类例子有禁止一事多罚原则(Rule against double jeopardy)和公民在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前有获得听证的权利(Right to be heard)。最后,某些自然法思想,如公正(Equity)法则和公开与毫无偏袒地作出行政决定的原则,也被承认为适用行政审判的基本原理。1958年的宪法第37章授予政府以独立的立法权力,更增加了行政法院实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法律普遍原理”成为法院用来审查行政行为的独立依据。1971年宪政院首次采纳“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理”来事前审查议会法律是否符合宪法,[36] 这些基本原理同样被国政院用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果行政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某件具体或抽象行为违背了这些逐渐得到法院承认的原理,就将宣布它违法无效或政府必须补偿利益因此受到损害的公民。
当然,在运用法律普遍原理的实际过程中,行政法院必须同时考虑到公民服务连续性的需要,妥善地平衡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以下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行政责任两个方面来说明法律普遍原理在具体案例中的应用。
 
(1)合法性
在合法性审查中,法院要求行政决定必须具备法律依据--如议会通过的法律、国际条约、或政府根据宪法第37章独立制定的规章,遵守这些成文法律规定的权限,并与法律的普遍原理保持一致。否则,法院将以行政决定超越权限为理由宣布它无效。法律普遍原理的要求既可以是程序性(Procedural)的,也可以是实质性(Substantive)的。下面就选择一些主要例子加以讨论。
一条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要求行政机关在与公民交涉的时候,对类似的情况作出类似的处理。[37] 在1937年的一个案件中,地方市长禁止私人汽车在某区域街道停放,但并不禁止所有车辆在那里停靠。国政院因该交通规则违反了平等原则而予以撤销。[38] 在1948年的一案中,农业部长为保护某类扁豆商人,限制其他商人从事类似贸易活动。国政院认为这种区分不构成任何公共利益的理由,因而未能给予从事同类工业与贸易的公民以同样的活动自由。[39] 再如在1963年一案中,政府根据1958年宪法第37章制定规章,要求被巴黎大学医学专业录取的学生必须满足理化与生物课程要求,而被其他大学录取的学生则可在进入大学后第一年结束同样功课。国政院撤销了这一规章,因为它忽视了同样大学学位对所有学生的学业期限要求必须平等的原则。[40] 最近的一个案子涉及到性别平等权利。在1989年,教育部长因拒绝撤销1937年的歧视妇女成为公务人员的规章而受到起诉。国政院判决1946年宪法前言保障了在所有职业领域--包括公民服务,妇女享有和男子同样的权利,教育部长有责任取消违反平等原理的规章。[41]
另一条实质性基本原理是“比例法则”,有时被称为“平衡帐单”(le bilan)。它相当与英美普通法中的合理性规则(Rule of reasonableness),要求即使行政目的合法,行政机关也要采取合理手段达到目标,避免给受到影响的公民造成与所带来的公共利益不成比例的损失。例如在1972年的一个案件中,国政院即判决地方警察为达到公共治安,不能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过分限制公民从事集会、迁徙或贸易活动的基本自由。[42] 比例法则使行政法院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权衡并调整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方面国政院发挥的作用很象是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在阐释宪法修正案提供的“实质性正常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
法律普遍原理还对行政程序具有基本要求。前面已讨论的公民获得司法审查权利即为一例。此外,具有司法功能的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必须符合某些基本程序。早在1913年的Terry案中,国政院就采纳政府委员的意见,判决尽管不存在具体规章所定义的程序规则,基本司法程序是对受到刑事追究的个体公民的自然保障,必须被司法性行政机关遵守。[43] 这些规则包括合适的通知(Notice),在出庭前必须至少给予允许准备的最短时间,以及公民为自身行为作出辩护的权利。如果原告的这些权利受到侵犯,他可以通过撤销上诉(recours de cassation)要求行政法院给予纠正。1950年的Billard案把这些要求的应用范围扩展到所有执行“准司法”功能的行政机构。[44] 在那里,行政机关未阐明任何理由,就将原告的土地划为属于重新调整的范围内。政府委员勒通纳(Letourneur)认为尽管议会未明确要求不具备司法功能的行政决定必须附带理由,从已经采纳的其他立法防御措施来看,立法机构可能认为这个要求是如此显然,以至无需明文规定。在合法性审查中,撤销上诉(recours de cassation)和逾权上诉(recours pour exces de pouvoir)没有根本区别,法院应按同样案例法原则确定正常程序是否得到遵守。国政院采纳了政府委员的建议,改变了以前的案例法,判决行政决定因缺乏法律理由(Motif)而无效。前面已经提及,1979年的法律肯定了国政院的这一司法实践,明确要求行政机关的决定陈明法律与事实根据。
基本原理所要求的程序规则还包括类似于美国行政法中的“听证权利”(Right to be heard)。[45] 它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到个人既得利益的决定之前,必须给该公民适当机会陈述他的事实与理由。这体现在1945年著名的特洛姆琵尔-格丽维亚夫人(Dame Trompier-Gravier)案中。在那里原告被允许经营一报亭,后将经营权委代他人。在获知原告欲从经营者那里敲诈巨额,以作为获得继续经营的条件之后,颁发许可证的行政机关立即拒绝重新延长原告的许可证。案件上诉到国政院后,政府委员认为受到制裁的个人应有权获知行政决定的理由,并提供她的辩护:[46]
“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务时不需要和利益受到影响的当事人协商。这种要求将无益地阻碍公务正常运行并使行政活动瘫痪。但在某些方面,这项实际规则必须让位于更高的原理。出于它们的特性与目的,某些决定必须事先经过协商,或至少只有在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当事人处于合适位置,能够讨论决定理由时才能作出。所有“司法”决定和纪律制裁措施都属于这类情况。这里,只有法律规定才能免除行政机关的“对敌式”(Adversarial)程序。尽管这些原理早已被一长列案例所肯定,要在实践中勾勒出它们的限度仍然是困难的。有些程序并不在法官面前进行,但鉴于其目的,它们仍然需要司法保障......当行政决定以刑事处罚的形式至关紧要地影响到个人处境时,你们的案例法要求利益相关的当事人被置于适当位置,使之能够讨论作出对他发生影响的措施之理由”。
国政院同意政府委员的结论,在考虑行政决定的特点和制裁的严厉程度之后,要求行政机关必须提供适当程序,允许原告对她的行为作出辩护。现在既然行政机关未给原告讨论指控的机会就吊销其执照,该决定自然无效。
 
(2)行政责任
在1870年之前,法国政府对民事责任一直享有国家豁免权,并且除非行为完全超越职务范围,宪法保护公共官员不承担个人责任。结果是受到行政行为损害的公民得不到必要的补偿。第三共和借鉴英国经验,放弃了行政官员的豁免权。但是和英国当时的实践不同,法国一般由政府,而不是官员个人,来承担“公务过失”所带来的行政责任:只有当行政官员完全超越权限或犯有重大疏忽,构成“个人过失”的时候,官员个人才有赔偿责任。[47] 今天,政府不但为其雇员在执行公务中的故意(delict)或疏忽(quasi-delict)过失行为负责,也在不存在过失的情况下,为基于公共利益的行政与立法行为所造成的个人损失赔偿。这种无过失责任的基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风险理论和1789年人权宣言与1946年宪法前言所规定的平等权利。以下我们就行政活动造成的风险责任,公民因主动协助执行公务而受伤时获得政府补偿的权利,平等承受公共负担原理和与之相应的造成个人损害的立法责任这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在第二次大战之后,国政院建立了无过失责任的普遍原则。在此之前,国政院一般假设行政行为过失的存在。和英国传统的“损失在哪里落下就留在哪里”的自由主义观点恰好相反,无过失理论认为如果行政行为所具有的风险带来了实际损害,国家即应该补偿个体利益受到损失的公民。用Duguit的话说:“既然执行国家的活动是为了整个社团的利益,由此产生的负担不应该对某些人比对另一些人更沉重。那么,如果国家活动对特定公民带来了个体损失,无论公共官员是否犯有过失,国家都应该补偿损失。在某些方面,国家是通常所说的社会风险的保险者。”[48]
   1895年,风险理论被首次运用于凯姆斯(Cames)案。[49] 在该案中政府兵工厂的工人被飞出的金属击伤,终生失去左手。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或原告本人犯有任何过失而导致事故。国防部长同意赔偿两千法郎,但原告要求能够每年获得六百法郎的年金。案件起诉到国政院后,政府委员罗密欧(Romieu)认为如果运用当时民法规则,只要雇主不犯过错,就不能为雇员所受的伤害负责。因此国家责任的基础不在于民法条文,而是普通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自己将运用的最高公正原理。国政院接受了这一建议,认为在事故发生的情况下,部长不能辩护国家没有赔偿责任,因而根据公正原理,而不是成文法,要求政府按原告要求作出赔偿。1898年,法国继英国之后全面实行工人补偿法,通过议会立法解决了工厂事故的赔偿责任问题。但在其他类型的案件中,国政院的案例法似乎尚未定型。在1905年的一个案件中,警察为追赶一头发怒的公牛数次开枪射击,其中一颗子弹击中原告。政府委员罗密欧再次注意到允许国家享有绝对豁免权将导致不公正的结果,且很难从法律原理或文字中找到理由,仅因为行政行为属于警察治安措施,不顾伤害是否由存在于公务结构中的缺陷或负责长官的严重失误造成,就剥夺受害公民获得赔偿的权利。但这次国政院未采纳政府委员的建议,认为事故并非因公务过失引起,因而政府没有责任赔偿原告的损伤。[50]
然而,如果行政行为给社会带来高度反常风险(Abnormally high risk),政府将为此造成的损失负无过失责任。例如在1919年的一案中,法国军事部门在战时把大量炸药安放于要塞。炸药不期爆炸,损坏了邻近居民的财产。国政院判决炸药给居民带来反常风险,因此无须证明军事部门的过错,原告就能获得政府赔偿。[51] 发生于三十年后的Lecomte与Daramy两案都涉及到警察在执行治安时给旁观者带来的伤亡。在前者,罪犯嫌疑驾车逃避事先设置的路障。警察开枪后,一颗子弹经路边反弹击毙坐在店门前的酒吧间老板。在后者,警察在追捕袭击出租车辆的盗匪时开枪打死了原告的妻子。国政院认为根据一般原则,警察当局在执行公务中必须犯有重大过失才能负赔偿责任。但当警察运用武器与器械给无辜公民的人身或财产带来的风险超出普通公民为交换公务带来的利益所需承受的负担时,即使没有过失,公共权力亦必须赔偿由非寻常风险造成的个人损伤。再如1956年的Thonzellier与1966年的Trovillet两案都牵涉到监狱机构对犯罪青年采用宽松的再教育方法,致使个别青年逃脱管制,并对邻近居民造成损害。国政院认为新的教育方式使居民面临以前没有的反常风险,因此监狱机构对由此造成的损害负无过失责任。[52]
 
如果说风险理论规定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务中对公民带来的反常风险负无过失责任,那么当公民自己主动帮助执行公共事务而遭到损伤时,国政院也要求政府作出适当补偿。例如在1947年的一个案件里,[53] 某地市长(Mayor)请来两人负责为地方节日放焰火,结果两人因焰火提前爆炸而负伤。国政院判决尽管地方政府(Commune)未犯任何过错导致事故,它仍然必须赔偿在市长指示下,为地方利益执行公务的当事人所遭到的伤害。这个决定将凯姆斯案发展的无过失原则扩展到那些主动或偶然帮助执行公务的当事人。又如在1970年的Gaillard案中,原告应呼救声前来帮助跌入沟里的老太太,结果自己跌倒沟中受伤。基于同样理由,国政院认为原告主动执行了属于地方公共事务,有权要求政府赔偿因此而受到的损伤。[54]
法国政府的这项补偿责任和法国法律对个人与政府的要求相一致。法国《刑典》第63条规定:“如果一人在主动或在求救时,能够在不给自己或第三者带来危险的情况下帮助别人脱离危难,却自发拒绝提供帮助,他可被处以罚款或监禁”。《地方行政法典》进一步规定“地方警察的任务是保障良好秩序,安全和公共健康。它们包括通过预防与避免事故和通过提供必要的帮助以解除事故的责任”。根据这些法律对个人与地方政府的要求,也就不难理解政府对公民自发协助执行公务所具有的赔偿责任了。在发生于1970年的泰森(Tesson)案中,[55] 一儿童溺水,营救人员跳海抢救,但无力回岸。泰森自动上前帮助,不想自己被海水卷走而丧生。他的遗孀要求出事地方的政府给予救济。国政院判决靠在海岸线的地方政府(Commune)有责任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并营救溺水者。泰森在帮助地方政府执行公务时,自己未犯任何过失,且事故非由不可抗力引起,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赔偿原告的丈夫为救人而死的全部经济损失。有限的财力和靠海地区将因地理位置而比别处承受更沉重的财政负担都不能为政府解脱责任。
 
最重要的一种无过失理论是平等承受公共负担(简称“平等负担”)原理。它基础是包括在第五共和宪法前言里的《人权宣言》第十三条:“为了维持公共权力和行政费用,社团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它必须根据能力,在所有公民中平均分配”。根据这个普遍原理,国政院发展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案例法。在应用上,这个原理又分成两种情况。首先,议会通过的法律可能极大地影响少数公民的利益; 其次,当私人争议获得法院判决时,政府可能出于行政困难或政治原因而拒绝帮助执行判决,使胜诉方因公共利益不能得到应有的报偿。以下就分别讨论这两种情况。
平等负担原则要求每个获得法院判决的公民皆有权期望公共权力机关帮助执行判决。如果由于行政或政治原因,这一期望不得实现,政府必须补偿原告为公共利益作出的特殊牺牲。国政院在1923年的柯提斯(Couiteas)一案首次确定了这一原则。[56] 在那里,原告在当时法国的非洲殖民地突尼斯拥有的大片土地为当地土著居民所占据。当地政府恐惧运用军队强行驱逐这些居民将导致内战,因而拒绝帮助原告执行法院的判决。国政院审理该案后,政府委员认为政府拒绝执行判决显然是基于至关重要的国家需要。但已有证据表明立法比以往更愿意接受社会风险的概念,排除以公共利益为名对个人强加过于沉重的负担。而且国政院已开始承认在非常情况下,通常法律不予承认,但只有国家才能提供的补偿。因此国政院应该扩充责任范围,使政府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国政院接受了这一建议,指出如果具有法院判决的公民有权依靠公共权力的帮助来保证判决的执行,而政府也有权考虑实际情况的限制而拒绝执行时,由此产生的损失不能被视为当事人一般应该承受的损失。这时法官将决定这个损失是否应由社会来承担。在这里,原告为了公共利益而无限期地丧失了对其所有土地的享有权和其经济利用价值,政府有义务给予经济上的补偿。
1938年在马赛城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57] 在那里,原告的雇员罢工并占领了工厂。原告雇主从法庭获得驱逐令。但行政机关为避免以后可能出现的困难,认为说服罢工雇员自动撤离更为妥善,因而拒绝执行判决。原告要求政府赔偿因工人占领工厂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国政院认为在法院下达驱逐令后,行政机关在原则上应立即采取行动,但考虑本案的特殊情况,政府拒绝执行不能被视为不合法。然而持有法院判决的当事人有权利依靠公共权力的支持来保证判决执行。在此,行政当局拖延行动,超过了正常允许的时间限制,因此必须赔偿原告承受的经济负担。最近的一个案件发生于1984年,法国渔船堵塞港口,而港口当局拒绝使用强力撤除障碍,使轮船不能进出海港。结果英国海联公司(Sealink UK Ltd.)因未能载客而失去了主要夏季贸易机会。基于类似理由,国政院判决港口当局必须赔偿原告所承受的夏季贸易损失。[58]
最后,平等负担原则可能要求国家为立法对公民个人造成的特殊损失负责。这里原告必须证明立法的历史表明法律具有不要求原告承受特殊损失的意图,原告自己未从事任何有损公共秩序或健康的活动,并且损失后果如此严重,以至拒绝补偿将给原告利益带来非同一般的损害。开创立法赔偿责任的首例是1938年的La Fleurette案。[59] 1934年的法律禁止生产,出售,展销或进口具有奶油外观,但不全含牛奶的制品,尤其禁止加入外国进口的脂肪物质的成品。该法律施行后原告被迫停止了生产。法律并未明文提供或禁止赔偿损失,农业部长拒绝为原告提供任何补偿。案件上呈到国政院后,政府委员分析认为当行政行为未犯任何过失时,行政机关的责任可能来自《人权宣言》第十三条; 它确立了公共负担必须为公民平均承受的原理。每项公共活动都被假设有利于整个集体,因此必须由整个集体偿付。如果立法打破了宣言所期望的平衡,违背了平等负担的原则,使公民承受与众不同的特殊负担,政府就有责任给以补偿。这里,立法总是可以背离法律的普遍原理,但它必须明白无误地宣示其意志。在法律沉默时,法院可假设立法欲遵循普遍原理,给予因立法而承受特殊损失的公民获得补偿的权利。但政府委员认为本案属于例外,因为可能的补偿对象范围过宽。许多类似的制造商都可能以同样方式受到损害而要求补偿,从而给公共财政带来过重负担。国政院似乎接受了政府委员的观点,但并未采纳其结论,指出该法律的目的并非保护公共健康,而主要是给乳制品业带来利益。既然没有理由相信立法意图要求原告为了公共利益单独承受经济负担,损失必须为社会普遍承担,因此把原告送回农业部长那里去决定赔偿数额。
平等负担原理所建立的立法责任也适用于国际协约。1963年的Bovoro决定确立了平等负担原理对议会法律和行政规章同样适用的原则; [60] 根据宪法规定程序通过议会批准而成为法律的国际条约也不例外。和普通的立法责任一样,成为法律的国际协议必须给原告造成特殊和严重的损失,并未被协议目的或议会表决所排除。本案就因为协议的范围过于广阔,使众多法国公民遭受类似的损失,因而不能被认为具备使国家负无过失责任的特殊性质。但在1976年的一案中,国政院达到了相反的结论。[61] 在那里外交豁免权禁止驱逐一位不能缴纳房租的联合国官员。国政院判决政府必须赔偿给那位官员提供住房的房产主所承受的经济损失。
和民事责任相比,行政法定义的无过失责任显得更为宽松。因为《民典》第1384章的替代责任要求雇员本人犯有过失,而其无过失责任则要求非生命物体的参与。尽管和民法院相比,行政法院给予的赔偿数额普遍较低,它所承认的更为广泛的责任范围使得公民更容易从行政或立法行为所受到的损害中获得一定的补偿。
 
(V) 结语
在十八世纪末,国政院的建立是为了国家行政机关的顺利运行。到今天,已经没有人再象戴西在本世纪初那样怀疑它对政府活动的司法控制的有效作用。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法国行政法的发展出现过曲折,甚至倒退。但历史证明了法国行政法的强健生命力:“尽管起源于集权统治,它却生存下来,并在今天为个人自由免遭国家侵犯提供最系统的保障”。[62] 国政院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创造了自成一体的案例法,为政府的行政行为树立了良好的规范。对此前法国总统德斯坦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国政院的最基本贡献是在没有立法干预的情况下,简单通过缓慢与谨慎地发展案例法,成功地赋予法国行政以合法精神:即对法律的尊重,并使它沉浸在这种精神中前进”。[63] 现代行政法官的任务是把时代的主导意识移植到行政判决中去,使案例法充分反映法国政体所公认的最佳实践标准,并保证整个法国的行政活动遵守这种不成文的道德原则。
在这里,我们不能忘记国政院成功的两个必要条件。首先,行政法院必须根据成文法律,案例法或者法律基本原理独立审判行政案件。只有独立性才能保障中立性; 无论是作为个体的政府委员还是作为机构的国政院,法国行政法体制的发展经历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国政院内部,行政分支和司法分支基本互相独立,彼此互不干涉对方的事务。分权原则亦禁止政府的其他部门利用职权干预行政法院审理案件。下级法院--地方行政审判庭和上诉行政法院--更是专门的司法机构; 这些法院在人事,付薪和提升制度上所具有的独立性保障,与英美普通法院少有差异。其次,作为法国特点,行政法的成功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法官对行政事务的熟练知识。国政院法官必须具备专门的行政业务训练,充分理解行政活动的实际需求。也只有这样,行政法官才能在平衡个人与公共利益时有实际作为:由于对公共行政的需要不存在过分顾忌,他才敢于运用不成文的法律基本原理宣布行政行为不合法或要求政府承担行政责任。
总结本文的讨论,法国行政法具有下列特点。首先,由于不存在成文规章,行政法采用案例法体系,具备案例法特有的灵活与适应实际的能力。和英美普通法不同,尽管国政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判决并不构成作为今后判案固定标准的“先例”。[64]如果形势的变化使以前的决定不再适合未预见到的新情况,国政院可不受旧答案的限制,重新考虑新的案例原则。历史证明逾权上诉具有显著的适应力,使国政院能够在本世纪快速变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环境中,及时调整对行政权力的法律限制,使行政法既能对行政行为构成有效的法律控制,又能满足现代行政的连续性要求,从而达到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的合理平衡。其次,行政法院采用了一套不断进化的特殊程序,使得行政诉讼既简单又便利。行政诉讼只有三种诉因:两种合法性与一种赔偿诉讼,且在每一类诉讼中都制订了连贯,统一与范围广泛的管辖规则。最后,行政法院创造、发展并运用了一套独特的实体法; 它们区别于普通民法的两个显著特点是更为严格的合法性审查与更为宽松的无过失责任法律。总的来说,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机制上,法国行政法的成功经验都是值得借鉴的。
 
附录: 布兰科(Blanco)决定译文。
 (译自von Mehren & Gordley, pp. 351-5)
管辖冲突审判庭(Tribunal des Conflits)       1873年2月8日
有鉴于布兰科先生在本案中起诉代表国家的吉伦特行省长官,寻求通过运用《民典》第1382,1383与1384章,宣告国家为其所宣称的烟草当局的雇员行为给他的女儿造成的伤害承担民事责任;
有鉴于国家对公共机构的雇员给个人造成损害之责任既非广泛,亦非绝对,具有特殊法则,并且随着机构需求和调节国家与个人权利之必要而改变,因而不能被调节私人之间关系的《民典》所建立的原理所管辖。
因此,根据上诉有关法律的措辞,行政权力对这类诉讼具有专有的管辖权。
 
文 献
 
[1] Brown & Bell, 1993.  French Administrative Law, 4th ed., pp. 262-6.  Clarendon Press/Oxford.
[2] David, 1972.  French Law: Its Structure, Sources, and Methodology (Tr. by Kindred)  pp. 31-38, 127-132. Louisiana State U. Pr.
[3]译自Dicey, 1915.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8th ed., p. 245. Liberty Classics.
[4] Brown & Bell, pp 24-28, 37-40.
[5]参见Tocqueville, 1955.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iton (Tr. by Gilbert), Doubleday; Merryman, 1985.  The Civil Law Tradition, 2nd ed., pp. 14-18.  Stanford U. Pr.
[6] von Mehren & Gordley, 1977. The Civil Law System, 2nd ed., pp 343-350.  Little, Brown & Co. Boston.
[7] Dicey, pp. 218-224.
[8] von Mehren & Gordley, pp 108-117.
[9]同上; 并见Brown & Bell, pp 42-47.
[10] 一律取消所有目的在于阻碍控告公共官员的法律, 见von Mehren & Gordley, pp. 523-4.
[11]见von Mehren & Gordley, pp 351-5.
[12] Brown & Bell, 166-174.
[13]见Schwartz, 1988. Administrative Law - A Casebook, 3rd ed., pp. 714-739.  Little, Brown & Co.
[14] von Mehren & Gordley, p. 493.
[15]同上, pp. 359-362.
[16] Brown & Bell, pp 47-54, 80-85.
[17]同上, p. 47.
[18] Bell, 1992.  French Constitutional Law, pp. 1-4, 272-3. Clarendon Press/Oxford.
[19] Brown & Bell, pp. 73-75.
[20] Ducamin, 1987.  35 Amer. J. Comp. Law. 341-357.
[21] Brown & Bell, pp. 86-121.
[22]同上,pp. 101-3.
[23]译自Brown & Bell, p. 102.
[24] von Mehren & Gordley, pp. 144-7.
[25] Brown & Bell, pp. 166-172.
[26]同上, pp. 172-4.
[27]同上, pp. 223-234; von Mehren & Gordley, pp. 473-491.
[28]见Schwartz,pp. 651-680.
[29]见von Mehren & Gordley, pp. 319-321; Brown & Bell,pp. 53-55.
[30]见Brown & Bell, p. 237.
[31] von Mehren & Gordley,pp. 478-9.
[32] Brown & Bell, pp. 240-5.
[33]同上, pp. 238-240.
[34]见von Mehren & Gordley, pp. 503-9.
[35]同上, pp. 458-9.
[36] Bell, pp. 272-3.
[37]这条原理类似于美国联邦宪法中第五与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法律平等保护(Equal Protection of Laws)法则。但与1937年之后的联邦法院相比,国政院在政府的经济调控或治安措施中实行似乎更为严格与具有实际意义的审查。
[38] Brown & Bell, p. 215.
[39] von Mehren & Gordley, p. 460.
[40]同上, p. 470-1.
[41] Brown & Bell, p. 216.
[42]同上, pp. 218-220.
[43] von Mehren & Gordley, p. 461.
[44]同上,pp. 466-9.
[45]见Schwartz, 368-444.
[46]译自von Mehren & Gordley, pp. 463-5.
[47]Pelletier案,见von Mehren & Gordley, pp. 401-3; 并参见Hauriou评论,译于Dicey, p. 267.
[48]译自Brown & Bell, p. 184.
[49]见von Mehren & Gordley, pp. 514-5; Brown & Bell, pp. 185.
[50]von Mehren & Gordley, pp. 516-7.
[51]von Mehren & Gordley, pp. 534-535; Brown & Bell, p. 186.
[52]von Mehren & Gordley, pp. 537-9; Brown & Bell, pp. 186-8.
[53]von Mehren & Gordley, p. 543.
[54]Brown & Bell, p. 185.
[55]von Mehren & Gordley, p. 544.
[56]见von Mehren & Gordley, pp. 539-541; Brown & Bell, p. 188.
[57]von Mehren & Gordley, p. 541-2.
[58]Brown & Bell, p. 189.
[59]von Mehren & Gordley, pp. 517-9.
[60]von Mehren & Gordley, pp. 542-3; Brown & Bell, 189-191.
[61]Brown & Bell, p. 190.
[62]译自Brown & Bell,p. 23.
[63]Brown & Bell, p. 26.
[64]同上, p. 271-9.
 
注:文献注释是针对索引号前的句子。如在......<前句>。[N]<后句>......中,注释[N]是针对<前句>。
 
载于《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