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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民告官,胜诉难执行”一文点评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4590

“十年民告官,胜诉难执行”一文点评

张千帆

 执法者犯法,司法纠正不力,而纠正执法行为的司法判决又难以执行:这类现象在我国已相当普遍,而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案例中的行政行为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疑点,但撤消它却需要十年之久,且法院的最终判决在下达后又迟迟不得执行。这些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

即使在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中,政府(包括立法、执法与司法)行为也经常会给公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法治国家能够通过多种途径防止违法行政行为不正当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首先,法治国家行政官员的职业素质较高,加上法律的实体与程序规定比较完备,因而一般能避免明显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更重要的,行政官员在作出可能影响到公民切身利益的决定之前,必须为公民提供适当的听证机会,使当事人能够充分反映自己的意见与状况,也使行政官员有充分时间与事实根据作出合理与合法的决定。行政官员的良好职业道德素质与充分的听证机会,大大降低了其侵犯公民权利的几率。最后,违法的行政行为能够获得独立司法机构的及时纠正。且因为法官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法院判决一般受到其他政府官员的高度尊重,因而能获得及时与准确的执行。

相比而言,我国的法治状况在许多方面仍不尽如人意。由于种种原因,执法官员滥用权力、践踏公民权益的事例屡屡发生。在本案,西宁市公安局的行为从一审开始就一直被法院判决违法,可被视为明显的超越职权行为。如果我们设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西宁市公安局就给予原告以名副其实的听证机会,并认真听取原告为自己的辩解,本案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当然,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对某些行政处罚规定了听证程序,但总的来说范围仍然比较狭隘。对于大量的其它行政行为,我国尚未规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更不用说听证程序。

英谚云:“延误的正义等于非正义。”对于本案被告的明显违法行政行为,原告竟花了近十年时间及大量人力物力才讨还(至今尚未兑现的)正义,这不能不说明我国的行政诉讼体制中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如果我们设想被告方不是一个具有实权的行政机关,而只是普通公民,那么本案作为民事争议很可能早已获得妥善解决。行政诉讼能拖延如此之久,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得普通的公民原告屈从就范、“自愿”撤诉。这也是《行政诉讼法》的宗旨一直未能完全贯彻落实的一个原因。

最后,法院与法官在我国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一直不高。这是造成“执行难”——尤其是行政诉讼“执行难”——的主要原因。《国家赔偿法》的颁布缓解了但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无论如何,法院与法官个人的社会威望是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也是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真正保障。没有它,法院判决往往沦为一纸空文,法律的尊严与法治国家也就无从建立。

 

在经济上,不能被及时纠正的违法行政行为将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知道,行政机构(如本案的西宁市公安局)本身并不是直接的生产部门;社会之所以需要行政部门的调控,一个主要原因是生产或贸易活动(如本案原告所从事的买卖)需要一种法律秩序,而违法的行政行为并不能为促进法律秩序作出任何积极贡献。相反,如果违法行政行为不能获得及时纠正,它必将极大地阻碍经济效益的实现。在本案,西宁市公安局的违法行为迫使原告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严重妨碍了原告进行对社会有益的贸易活动。

在法律上,一项不能及时兑现的法律承诺必然使得司法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从而损害法律本身的尊严。这类现象在涉及政府机构与官员的行政诉讼中尤其普遍。结果给社会造成的印象是执法者犯法,并比普通的犯法者更能长期逍遥法外。这显然是和“依法治国”的总方略背道而驰的。

在社会效果上,得不到执行的法院判决不能缓解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导致公民对政府本身产生不满。我国在1990年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就是为了规范行政行为,提高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形象并增进官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但在实施中往往不能体现出效力。公民对其认为违法的行政行为提出诉讼,本身是以合法手段解决争端的一种尝试,也是承认政府合法性的一种表示。但如果公民即使胜诉也不能得到法律的救济,那么《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目标就不能实现,政府官员在老百姓心目中就仍然是一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形象。

提高司法判决的效力是建立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环节。成功的关键仍在于提高司法与执法人员的素质,减少党政机关的干预,并真正保证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这些也正是目前中央所推行的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江苏省各级政府应该在通往法治的路上走在全国各地的前列,杜绝本案所体现的不正常现象,率全国之先建立一个文明、开放、公正与高效的政府体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

 

载于《江苏内参》2000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