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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不宜“亲自出马”执行判决

作者:张千帆   点击量:4570

法官不宜“亲自出马”执行判决
 
张千帆
 
    最近一个月,各地报纸披露了牟其中与刘晓庆两大案在获得法院判决后的执行困难。据庄亦正在11月1日的《上海法制报》报道,无锡市中级法院早在1996年8月即判决牟其中的南德集团必须归还拖欠原告的约6400万元借款。因被告迟迟不还,法院院长“亲自出马敦促还款”,“分别在北京、上海、武汉、无锡等地与牟其中进行了八次交锋”。有一次,院长到牟本人的办公室质问:“无锡这么多老百性眼睁睁地等着你的钱,你说怎么办?”另一位主审该案的副庭长上北京拍卖被查封的南德宿舍楼,“打着电筒挨家挨户一遍又一遍做思想工作”,动员原住户搬出,最后竟积劳成疾而溘然长逝。刘晓庆案的执行亦同样曲折。据10月26日的《扬子晚报》及其后的连载报道,四川省高级法院在1998年底就已作出终审判决,要求被告退还借款50万元。成都市中级法院执行庭出动包括副庭长在内的五位法官,上北京追款,希望与刘晓庆“当面协商解决”,却遇到后者玩起捉迷藏的游戏,后来才冻结了被告在北京的部分房地产抵债。此后又出现种种波折,在此不赘述。最后似乎还是在刘“答应还债”、“比较配合”的情形下,法院执行才获得了进展。
    读罢这些故事,读者心中的愤慨是可想而知的。但一个问题却在我的脑海里久留不去。被告漠视法律的言行固然可恶,法官们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的精神固然可嘉,但这些故事的背后,岂不也暴露出我国司法体制本身的种种问题? 其它姑且不议,法官亲自上门催债,甚至正副院长、庭长直接和当事人面谈,问被告欠钱不还“怎么办?”,这些在西方法治国家里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些国家里,判决者和执行判决者是截然不同的两套人马。在法官根据法律而独立作出判决之后,执行一般被交给有关行政人员(如所在州或地方政府官员)完成。如果被告在败诉后拘不付款,那么执法人员可通过冻结其财产等手段而强制执行之,情节严重者甚至可构成“蔑视法庭罪”,从而使抗拒法院判决者“出民而入刑”。这样做不但简化了执法过程、提高了执法效率,也增加了法院判决本身的份量与威力。牟、刘两案的处理方式表明法院在我国的地位仍然不高,判决仍然不受重视并难以执行,从而未能充分保障法律的尊严。基于以下几点原因,我认为法院--尤其是有关负责人员与专门从事判案的法官--不应亲自出马执行判决,而应把执行任务留给执法机构完成。
    首先,法院在本质上是司法机构,而非执法机构。根据在法治国家早已确立的职能分配,法官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原告与被告(包括有关国家机构)双方的讼词与事实,基于法律对案件作出符合公道的判决。这里可能涉及到“法官”一词的定义问题,即在中国法院专门从事执行任务的人员有时也被称为“法官”。但在所有西方法治国家,“法官”被严格局限于那些行使司法职能的官员,因为解释法律并把普遍原则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去,乃是一项需经过特殊训练的职业。在判决作出之后而应采取的具体强制措施,则未见得是其专长,而应由专门的执法机构来完成。至此法官的职责已至少暂时完成,因为判决的执行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司法职能;让司法官员去执法,不但影响了其本身的工作,也将妨碍执法职能的正常行使。如果当事人不服判决,则应通过法律程序主动来到法庭上诉,而非让法官四处去找当事人联系;如果上诉后上级法院维持原判,那么判决即构成法律命令,必须被立即执行,因而不存在法官仍要亲自和当事人接触并作任何说服工作的必要。如果有关当事人仍拒不服从判决或故意拖延,那么应由执法机构依法作出相应的强制处理,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在以上的两个案例--尤其是在牟其中案,从事司法工作的法官们皆不宜直接参予执法过程,且在已发生的执行过程中似乎都有太“软”之嫌,因而未能体现与维护法院判决的法律效力。
    其次,与此相关,法院判决是法官按照法律诉讼程序及有关实体法律,在权衡了诉讼双方的论点并澄清事实后而作出的决定。因此,所有的司法过程都应该在法院内进行,因为法院是司法程序与公正的载体。这是司法与执法过程的一个根本区别。由于这个原因,法官不宜在缺乏诉讼另一方参予时自己和当事人一方直接联系。允许法官单独参予执法并和当事人一方联系,也给败诉方直接腐蚀、贿赂法官创造了机会。当然,这类事件也同样会发生在执法人员身上。但在原则上,如果执法人员因各种原因而未能有效执法,胜诉方可或直接或经由检查机构通过行政诉讼法起诉之,从而使得争议仍在法治范围内解决。且因为执法与司法机构在人员与职能上仍有一定的分离,我们可以指望司法机构能对腐败的执法行为或不行为作出公正判决。但如果这类行为或不行为直接发生在司法机构内部,那么它们就难以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而获解决。
    再次,这类法官亲自执法的情形可能仅限于某些地方法院所遇到的重大案件;高级法院的法官一般不会轻易出马,尤其是针对那些仅涉及平民百姓的普通案件。但这条理由既不充分,也不恰当。首先,何为重大案件、何为普通案件的区分可能相当任意。但更重要的是,这类区分违反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遍原则。至少在原则上,从一个小街摊贩到富商大款乃至于党政要人,他们在法律上都具有平等地位,因而必须获得平等的法律处理。要依法治国,就不能因为有关案件的当事人有名、有权或有钱就能开特例。同时,无论是在高级法院抑或地区法院,法官的决定与活动都是国家法律的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官之间也是“平等”的,而不应在地位上有高低之分。即使再小的地区、再简陋的法院,法官的判决都具备同样的法律效力,因而都要求同样的社会尊重。因此,司法官员不宜直接执法这一原则,并不因有关法官相对于当事人的地位而受任何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法律是人民与国家意志的代表,法院是使法律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具体化的国家机构,法官是代表这一国家机构作出具体判决的官员,因而必须具备法律所赋予的尊严。光凭这一点,就不应允许法官和当事人直接见面。这并不表明法官个人相对于当事人而言“居高临下”,因为一旦走出法院,他就和其他人一样是普通公民,而不应利用其身份享受任何特权。但在法院内履行其职责时,他就是法律的化身,并有义务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法律的缘故无视个人的任意因素,以“盲人”的方式作出判决。要做到这一点,法官本身的道德素养固然很重要,但只有法院才能提供的必要程序和仪式对加强法官的责任感与保障判决公正也是不可少的。基于这些理由,法官的活动应主要局限于法院内进行。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化解。“执行难”是我国司法体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且和我国传统文化中对法治与法院的社会地位重视不够等种种因素有关。另外,因为司法人员的素质相对较高,由法官执行判决也许能提高执行过程的效率和规范程度,因而未尝不是缓解执行困难的权宜之计。本文的目的在于指出这种解决方式的固有局限。就长期而言,根治“执行难”的疗方最终在于健全政府体制,培养一支廉洁与有效的执法队伍、保障当地政府的必要支持与配合、并提高法院判决本身的质量与社会地位,而非让法官直接介入执法过程。
    本文不可能在此详细讨论“执行难”的解决机制。但在体制上,同时解决“执行难”和职能分离的途径至少有下列两种选择。一种是借鉴司法与执法分立的西方模式,把判决的执行交由行政部门处理,且结合我国特点,检察机构可帮助监督判决的执行过程;对执法不力者,检察机构或胜诉方可按行政诉讼法控告有关部门。另一种方案是继续我国目前的实践,把判决的执行交给在人事上仍属于法院的执行庭,且在被告通过各种方式故意阻挠判决的正常执行时,也不排除采纳类似西方的“蔑视法庭罪”而将其“出民入刑”的可能,从而把案件执行转交公安机关处理。基于以上原因,如采纳第二种方案,就必须保证法院的执行人员和司法人员严格分开,尤其要避免从事判案的法官直接卷入执行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在法院内部建立司法和执法两个独立的分支,因而在效果上和第一种选择并无实质性差异。归根结底,两种方案都体现了同一种原则:要达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保证一定程度的司法独立,尤其是司法与执法职能的基本分离。
 
 
    根据现行的宪法原则,我国是一个中央统一国家,法院判决应在国土的任何地方具备同样的法律效力,理应获得地方政府的协助执行,从而给执法过程提供方便与效率。但在实际上,地方保护主义在目前仍很严重,外地的法院判决经常可能在实施中不受充分尊重,因而执法过程不能完全依赖地方政府。
 
原载《法制日报》2000年3月12日